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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城雨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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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a day。” 陶郁回答。(译:一天一次。)
    “Try to take your medicine after the time of dayyou normally have sex, so at the same time the next dayyour body will be at the lowest dose level and the side effects would be minimal, hopefully。” (译:试试每次完事后吃药,这样第二天同一时间你身体里的药量最低,副反应也应该最小。)
    陶郁不大愿意和外人谈这种事,表面吱唔过去,心里却记下了。
    这次聚会Mike还带来了他在岛上拍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冲洗出来放大的,左边是蔚蓝的大海,天空中有几只飞鸟,右边是荒芜的岛屿,在动与静、生机与寂灭之间,营区宿舍临海的窗口探出两个人,正是陶郁和常征,拍照的人站在常征这一侧,抓拍到他侧头亲吻陶郁的瞬间。照片中人物只是构图的一小部分,更多体现的则是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陶郁看了半天才记起来,这是他们刚刚到达Kaho‘olawe,在宿舍里看海时的情景,没想到那时他们也成了别人相机里的风景。
    Mike说他想用这张照片参加一个摄影比赛,想取得他们两人的许可,照片的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Aloha Aina,是他们在岛上学到的夏威夷文化的核心价值,人与土地、自然的融合。
    对于照片参赛的事,陶郁和常征欣然同意,老实说照片里几乎看不清他们的面目,拍照的角度是从常征的侧后方,看不到他的脸,而他转头又恰好在陶郁脸上投下阴影。Mike把这张放大的照片还有一个拷贝了所有照片电子版的优盘都送给了他们。
    回到家,陶郁当即把墙上的画框撤下来,换了那张照片上去,左看右看觉得还是不够大,准备哪天去放一张半面墙大的回来挂上。
    趁他忙活的时候,常征在一旁问:“吃饭时你和Adrian神神秘秘地在谈什么?”
    陶郁正拿着卷尺量墙的尺寸,扫了对方一眼,状作漫不经心地解释了Adrian知心大妈的建议。
    常征听完失笑道:“他说的方法恐怕帮助不大,不然他怎么会换那么多种药。”
    “人家是一片好心,听不听在我。”
    “我现在明白什么叫病急乱投医。”常征说,“你听他的还不如听我的,我好歹是有执照的医生。”
    “你们有执照的医生说法都是一样的,’Play the waiting game‘,yep, easy for you to say。” (译:“玩等待的游戏”,是呀,你说起来简单。)
    常征解释说:“你的身体需要时间去适应一种药,可能几个星期,也可能几个月,像Adrian以前经常换药可能效果更不好,身体刚刚要适应,换种药又要从新再来,欲速则不达——这句话是这么用吧?”
    陶郁当然知道常医生说的比知心大妈有理,可困扰在自己身上,就总觉得别人的劝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理会对方,他记好尺寸用手机搜附近的图片社,忽然看到微博有一条私信提醒,顺手点开了。
    常征对他刚才的抱怨不满,过来伸手要拿开他的手机,说:“Easy for me to say?It’s never been easy for me。” (译:我说起来简单?对我来说这可不简单。)
    陶郁匆忙中看到发信人是宋辛鸣,约他第二天见个面,他不动声色地点了删除,任常征拿走手机。
    陶郁不打算去见宋辛鸣,没什么可谈的,出了这样的事他没揍对方已经很讲礼貌了。第二天他一直待在实验室,然而晚上下课回家在楼门口,他还是看到了等在那的宋辛鸣。
    一个多月没见,对方像变了个人,以前那个温和求知的模样不见了,此时一脸落魄地挡在门口,陶郁防备地往后退了几步,攥紧了兜里的手机。
    “躲什么?”对方不屑道,“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你多了不起,受点委屈老板学校都为你出头,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有那么大本事,凭什么你自己占一个好项目!”
    陶郁意识到对方是存心来找事的,他抬头看了看五楼,家里的窗户没有亮光,常征还没回来。他怕对方身上有利器不敢硬闯回家,于是掉头往大路上走。
    宋辛鸣追在身后说:“你有那么多机会,我只有这一篇论文,为什么不能让我发!那些样本都是我收集的,凭什么不能让我写论文!”
    陶郁觉得可笑,就好像建筑工人对房地产商说这楼是我盖的,有那么多间屋子为什么不能白给我一间?当初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雇宋辛鸣采样,付多少佣金,宋对样本分析数据没有独立使用权。事实上陶郁那篇文章把宋辛鸣列在了第二作者,老头快退休的人了,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字排第几,陶郁觉得让师弟忙活一场光给点钱不合适,所以跟老头商量把宋辛鸣的名字加进去并排在老头之前。正是因为这个,在得知宋在网上发帖后,老头更加愤怒。
    “你们把我毁了!我不能再申请其他学校!还有一个星期我的签证就到期了,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多少钱才申请出来的!” (注:留学身份解除后,有两个月的grace period,在这期间没有找到其他学校落F1身份或是提交转其他身份的申请,就必须离境。)
    不理身后人的叫嚷,陶郁越走越快,在一个拐弯处回头瞥见对方一手在怀里掏,他觉得脑子里仿佛一下炸开了,之前的经历和眼前重合起来,远离危险的本能让他拔腿往校园里跑。径直冲进校警办公室,他拦住一个值班的人喊:“Someone was a……after me。 He had weapons!” (译:有人在追我,他有武器。)
    “What weapons did he have?” 对方大声问。
    “I……I don‘t know……”
    按照陶郁提供的人名信息,校警从系统里调出了宋辛鸣的照片,显示此人一个月前已经被学校开除。校警出动了十几人搜索校园内外,很快找到了由于跟丢了目标、独自在校园里游荡的宋,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连管制刀具都称不上的多功能瑞士小刀。
    校警没有执法权,很快叫来了真正的警察,宋辛鸣被带进警车,陶郁坐在校警办公室里接受警察询问。
    宋辛鸣那个小刀说是凶器有点勉强,但也能伤人,赶寸了也能把人捅死,而且他有伤害陶郁的动机,但毕竟是没有犯罪事实,因此是否对他起诉,这个决定权在陶郁手里。
    陶郁眼下只觉得头疼欲裂,他听了Adrian的建议,今天早上的抗抑郁药没有吃,打算留到晚上,算下来他已经将近四十个小时没有吃药。以他恢复的状况,正常情况下两三天不吃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出了今晚的事,他已经能感觉到自己情绪不稳,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失态,只能极力控制。眼下他没法平静思考,于是请求警察联系常征。
    常医生临下班接到警察的电话,对方没有详细说明情况,只说让他来学校。常征一颗心又提上嗓子眼,不知道陶郁出了什么事,匆匆跟值班的同事交接了一下,驾车赶往学校。
    常征走进校警室时,陶郁靠在桌子上,眉头紧皱,绞着双手一言不发,吓得常征还以为是他犯了事。幸好在场的警察做了解释,常医生松了口气,这比他一路上猜测的所有可能情况都好多了。
    坐到陶郁身边,常征扳着他肩膀说:“别担心,我来解决。”
    陶郁抬头看了看他,小声说:“我今天还没吃药……”
    难怪这么消沉,常征猜到是Adrian的建议闹的,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没关系,你不要开口。”
    第三十八章
    陶郁虽然觉得宋辛鸣可恨,但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不想在别人国家里让人看笑话,何况宋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滚蛋了,起诉还要走程序,反倒把人留在这给自己添堵。想到这他朝常征打手势,意思是“算了,让他走”。
    常征看了一眼,没理会,继续同警察交涉。陶郁头疼伏在桌上,脑子里不时冒出各种杂念,一时想宋辛鸣到底是不是要拿刀捅自己,一时又想从前关系不错的人怎么搞到这个局面,至于常征和警察说了什么他一句都没听进去。
    二十分钟后警察递来一张单子让他签字,看了半天陶郁才明白这是用来申请Restraining Order,强制宋辛鸣不得接近自己,违反限令将会被关进监狱,不需要走任何程序。
    他不确定地抬头看了常征一眼,对方点点头:“You can sign it。” (译:你可以签字。)
    陶郁于是签了名,交还给警察,复印页被撕下来留做存根。
    “他签证还有一礼拜到期,马上就得回国了,有没有这个限令其实没什么影响。” 待警察离开后,陶郁对常征说道。
    “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常征拿起两人的外套,推着他往外走,“签证到期就回国?每年那么多非法移民是哪来的?万一他没走,继续纠缠你怎么办?我不想再有这种事,以后无论他以什么目的接近你,立刻打911。这个限令不是犯罪记录,但是一样留在他的背景信息里,他申请学校或者找工作会更困难。 即便他回中国,限令在这里仍然有效,他恐怕很难再申请到任何形式的赴美签证。”
    陶郁心想常医生这招也挺狠的,这是把宋辛鸣的美国梦彻底断了。
    从校警室出来,他看到宋还被关在警车里,一脸愤恨地看着自己。陶郁想不出这件事从头到尾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宋剽窃数据和论题,赖自己和老安德鲁不让他发文章;违法合同和保密协议被开除,赖学校毁了他前程;刚才在路上追骂,身上还有刀,被警察扣下又觉得是自己在害他。
    “到底是我有病还是他有病?”进家门时陶郁忿忿道。
    常征安慰地拍了拍他说:“有时候人的病不一定是心理或者身体问题,教养缺失,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这种人医生救不了。”
    陶郁暗想下次去见心理医生时,要问一问宋辛鸣这样的是不是也算被迫害妄想症。他扒着卧室门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长呼了一口气,感觉心里不那么压抑了,转身去卫生间洗漱。
    常征也随之松了口气,这几个月他的神经一直绷着,在陶郁面前做出放松的样子是怕给对方压力,事实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提心吊胆,同样对方的每一点进步也让他看到希望。这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在没有药物辅助的情况下,陶郁最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能够有条理地给警察讲述整个过程,这实在是意外的惊喜。
    陶郁打开墙上的药箱拿出抗抑郁药,抬头发现常征站在洗手间门外,正从镜子里注视着他。他挑了挑眉问:“你看什么?”
    “头还疼吗?”常征走进来拿走药瓶问道。
    “还行……”
    “那就等会儿再吃……”
    陶郁对着镜子,看着对方从背后搂住自己,低头在耳后亲吻,触觉上带来的隐秘快感和浴室里明晃晃的亮光形成反差,在视觉上刺激着他,渐渐唤醒体内某种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悸动。
    “明天给Adrian打个电话……”常征低声道。
    “嗯?”
    “你不用加入他的俱乐部了。”
    陶郁:“……”
    那天以后,陶郁再没见过宋辛鸣。有人曾在中国城的餐馆看到他打黑工,也有人说他去了加州,那边中国人多,打工的机会也多。陆陆续续听到这些消息,从时间上算,宋的签证早已过期,陶郁想这人大概是铁了心不打算回国,黑在这连身份都没有,不能用信用卡,随时要躲着警察。他想不明白这是图什么,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这么没尊严地活着,也许像对方说的,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申请出来,没脸就这样回去吧。
    如果不是因为那篇论文,宋辛鸣踏踏实实念完硕士,即便没发表过文章也不影响他找个实习工作,像很多留学生一样,慢慢转工作签证,或是实习期满后回国发展。他本来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像角落里的老鼠。陶郁不知道宋辛鸣有没有后悔,或者依旧怨恨他人,那都不关自己的事了。
    陶郁的生活在恢复正常,之前那种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对人群的疏离感逐渐消失。五月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和学生会的朋友在学校活动中心门口组织募捐,募集的款项通过驻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送回了国内。八月北京举办奥运会,陶郁邀请骆丰和几个中国同学来家里看开幕式,这是他第一次向要好的朋友公开自己和常征的关系——虽然有些人早就猜到了。同年秋天,陶郁通过了系里的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又做了开题……
    感恩节前,他又去见了一次心理医生,距离上次来已经过了两个月,他已经不需要常征陪同,单独面对医生也能很自然地谈起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医生对他的状况很乐观,认为可以开始停药了,事实上他服药的频率和剂量已经减得很低,不需要依靠药物来辅助控制情绪。
    用了一年时间,陶郁终于从伤后的阴影里彻底走出来。为了纪念这段痛苦经历的终结,他去见了一个朋友推荐的犹太纹身师,和对方谈了一个下午。两天后,他的背上多了一个展开双翼的守护天使,那道伤疤就在天使右翼之下。
    常征在看到他的纹身后,心情有些复杂,手指描着淡淡的红色双翼说:“犹太教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守护他的一生到死,引导他的灵魂进入来世。守护天使大多是白色的,它们所守护的人拥有无辜的灵魂,天使为他们带去快乐。而红色的天使代表有所保留,被守护者将……”
    “Suffer much。”(译:遭受很多痛苦。)
    陶郁关上灯,趴在床上说:“再无辜的灵魂也不能一生快乐,藏起来的痛苦仍然是痛苦,与其祈求快乐,我希望有面对痛苦的力量,还有痛过之后敢于纪念的勇气。”
    常征听出他的话里有对过去经历的感悟,一时觉得欣慰,又有些其它难以言说的情绪。躺在黑暗中,听着对方的呼吸渐渐匀长,他忽然意识到那种说不清的情绪是失落,他希望陶郁恢复健康,但同时又怀念对方生病时对自己的那份依赖。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这样提醒自己,微微叹了口气。像是心有感应,对方忽然动了动,翻个身面对自己。
    “纹身师也问过我为什么选择红色。” 陶郁轻声说,“我告诉他,I already have my white guardian。”(译:因为我已经有了我的白色守护者。)
    第三十九章
    转过年一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宣誓就职。此时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仍在持续,美国陷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持续攀升。
    陶郁的师兄在一家公司实习了半年,已经和雇主谈好了办工作签证,结果毕业前夕由于财政问题公司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员工,师兄的工作也丢了,那个时候想办延期毕业或是另谋他就都来不及,留学生不必本地人,毕业后两个月找不到工作就得哪来回哪去,师兄原本定好庆祝毕业的宴席变成了送行饭。
    饭局在惆怅的气氛中草草结束,陶郁把喝得半醉的师兄送回公寓,房间里的家具已经全卖了,只剩角落里孤零零的两个旅行箱。陶郁看了忍不住感慨,当初两个箱子来,现在两个箱子回去,中间这么多年的辛苦又该往哪放?师兄不肯让陶郁走,冰箱里还有几瓶啤酒,一定要拉着他喝光。
    “七年啊!”师兄举着酒瓶激动道,“算上第一年上语言学校,我在这待了七年,努力了七年,以为能留下来了,结果还是差一点,就差一点!”
    陶郁能理解那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心情,看不到希望还好,眼看着希望被打破才更让人失望。
    “师兄,看开点吧,不是实力不够,都是经济危机闹的……”
    “美国梦说得好听,不看出身,只要努力,就能成就一切?!”师兄把酒瓶往地毯上重重一摔道,“公司那帮糊涂蛋似的美国人,物料平衡都整不明白照样能留下。留学生干得再好,最先被辞退的也是咱们!”
    陶郁把酒瓶扶起来立到墙角,劝道:“这是人家国家,现在经济不好,为了提高本国就业率,雇外国人的公司拿不到政府补贴。”
    “你不明白……”师兄摆摆手一脸颓然的模样,“留学生没根基啊,咱们这么高的学历,不比那些劳工市场的老黑老墨有价值?为什么对留学生的政策还不如对他们?因为他们是民主党的票仓,共和党的选民是大资本家,留学生哪边都不沾,连选举资格都没有,所以没人争取咱们,也没有好政策!”
    陶郁从没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对方的话让他无从反驳也不知该怎样劝解,只能默默无语地陪着喝闷酒。
    “我眼瞅三十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空有个学位,现在国内也不是有个外国文凭就好念经了,回去全得重头来!”
    “师兄,别太悲观,回去毕竟是自己国家,你有这边的工作经验,在国内更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对方苦笑一下,看了看他问,“你毕业什么打算?留下还是回去?”
    “我得留下。”陶郁喝了口酒说。
    “你看,劝了我半天,你也是不潇洒。”
    “我潇洒不起来。”陶郁无奈道,“我跟老帕一样,拖家带口。”
    老帕乃是系里一位印度师兄,已经在这念了八年博士,孩子都上小学了,他还没毕业,大有把环境系牢底坐穿的架势。
    “忘了你家还有一口人。”师兄理解地点点头,“你还是留在这好,回去世俗的事太麻烦。你那个项目做的怎么样了?
    “两年了,这阶段主要做实验,分析污水处理过程中影响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参数。”
    师兄想了想说:“这应该能出几篇文章,抓紧时间多写多投,将来做博后去牛校的几率更大。”
    “博后?!”陶郁一口酒差点喷出来,“就我还做博后?您别逗了!” 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块搞研究的料,一个本科勉强混毕业的主儿,跑美帝来念博士、发表文章、还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别说以前的朋友不相信,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的想法里,能做到现在这步完全是因为跟对了导师,捡了个好项目,能把博士学位拿到手他都要烧高香了,还博士后?简直天方夜谭!
    师兄奇怪地看了看他:“你怎么不能做博后?现在系里这些人,你是公认最适合搞研究的,我们都猜老安德鲁将来肯定得给你推荐个好地方,说不定连副教授都一条龙包了。”
    陶郁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心想系里人的眼睛都是出气儿使的么,自己这么一混进革命队伍里滚屎球的,愣没被人发现!
    “别假谦虚了,同学。”师兄拍拍他肩膀,“赶紧混个教授,将来让我儿子跟你念博士!”
    从师兄家出来,陶郁感觉脚步有点发飘,不敢再开车,给常征打了电话让他来接,之后蹲在马路边,开始思考“别人眼中的我和实际的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直到常医生在他面前下了出租车,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对方伸出一只手在他面前晃,他一把抓住了,借着对方的劲儿站起来。
    “常医生?”
    “嗯?”
    “你看我像能当副教授的吗?” 陶郁扒着对方的胳膊认真地问。
    “嗯。”
    “别应付,你好好看看!”
    常征看了他五秒钟说:“像。”
    “哪像?” 陶郁不甘心地问。
    “晕晕乎乎地跟你导师最像,能当正教授了,你喝了多少酒?”
    陶郁:“……”
    七月老安德鲁受上海几所高校联合邀请,准备去参加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受邀的还有另外几所美国大学的教授。老头岁数大了,担心自己漂洋过海不习惯,要求对方再负担一个助手的旅费,这个助手自然是陶郁,还能兼职翻译。
    临走前的晚上,陶郁在卧室收拾行李。
    “你回北京的机票买好了吗?”常征在客厅里问。
    “没有,从上海去北京的飞机多,先把老头安顿好,我现买票也来得及。” 他这次回国得重新签证,因为户籍在北京,所以得去北京的美国使馆。
    “签完回家去看看你父母?”
    陶郁没接话,他没告诉家里要回国,每次母子见面气氛都不太好,上次还因为受伤的事不欢而散。至于他爸,反正压根儿也不想见自己。
    常征见他不回答,走到卧室门口劝道:“你难得回国,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也好。”
    陶郁合上箱盖,把行李提到墙边,犹豫了一下说:“不了,他们也不一定在北京……”
    上海方面负责接待的男老师三十多岁,叫陈立,八年前跟老头做过一段时间博士后,算起来是陶郁的师兄。那年发生911,全美恐慌,外国人比现在还难找工作。陈立当时接到国内几所大学的邀请,最后选择来上海。
    晚餐时,陈立和老头聊起当年,双子楼倒塌后的第二天,老头带陈立和另外两个学生去了纽约,受邀研究楼塌和大火造成的污染对周围商户住户的影响。
    “We went to an office half a mile away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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