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行-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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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阳子的愚论流派比较歪门邪说，主张唯心论，一切有天命授意的意志都应该被接受。推崇推动教育改革，普及文字教育，让更多人知道天意、天命。

　　　　在百里燕看来，愚论派已经有点宗教性质的流派组织，一切都是以天、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推动教育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让以他们意志编写的洗脑神书，给所有人洗脑罢了。

　　　　至于以长陵子为代表的雄论道流派，这一流派倒是很奇怪，整合了纵横派、王道派、霸道派、尊王派等众多学说，内部也分多个支系，相互之间对立而统一，往往许多论点他们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

　　　　如王道派，主张列强行王道统天下，但是又要尊天子，推崇拥立梁天子为上王，为了推行王道，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因此雄论派变法较为激进。

　　　　其中丞相公孙岳是雄论道流派中推崇纵横学说的典型代表，他主张连横攻打志国，这是为什么当年江东之战，咸国最终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孙岳在激进改革失败之后，已经意识到战争手段无取胜晋国，即便取胜，也可能被志国攻灭。而晋国也正是利用了公孙岳的思想，在咸国骑虎难下之际，迫其城下之盟。

　　　　如此一来，公孙岳便认为咸国虽然丢了土地，但却与晋国、长孙国达成了盟好，可利用盟约争取的时间加快改革，哪怕是割让了土地，也是权宜之计，将来还是能从志国身上赚回来。

　　　　但在百里燕看来，如此糟糕的连横之计，未免太过拙劣，哪有自己割肉求连横的道理。

　　　　以上三个流派在过去一百年中影响了中原三次变法浪潮，其中多数都因变法而走向衰败，唯有中期开始变法的志国，在总结了列国变法弊端，顺利华丽转身，击败了曾经的霸主孙国，跻身中原霸主。

　　　　申时已过，议贤馆内依然是叽叽喳喳乱乱哄哄，一个个都在高谈阔论，一副高深莫测。除了大殿跪坐的五百人，但凡是晚来的多半都站在楼廊之下，亦或者站在二楼围栏后等着开讲。

　　　　少时片刻，“天下公器”的屏风之后走出一女子，此女子百里燕第一次见，前番还从未露过面。该女子一席粉色红边曲裾，年纪约莫二十四五出头，长相一般。

　　　　其昂首阔步不徐不疾，举手投足之间甚是文雅，想来定是文豪世家的小姐，或者妇人。

　　　　那女子走到大殿中央，先向众人行了一礼，声音很是清亮的说道：

　　　　“请肃静！”

　　　　女子的声音脆如罄音，闻之悦耳，彷如林中百灵，令人为之一振，嗡嗡哼哼的大殿刚才还是一片嘈杂议论之声，这时也是鸦雀静默一片沉寂。

　　　　此时那女子又道：

　　　　“诸位，今日纵论者为咸国公孙相国门生恭首谦，评道者为诚道派广叔子，愚论派明阳子，雄论道长陵子三位大师。”

　　　　女子话音落下，便见“天下公器”屏风之后走出五个男子，其中三个各拿着座塌，一种放置在地上的方形木台，木台高于地面一尺，有靠背和扶手，木台上置有软垫，可以坐下也可以跪坐，只有德高望重的尊者才用得到座塌。

　　　　另外两个男子共同抬着踏台，有点像演讲台，但可以移动，却没有讲台，只有一块很高的木台可以踩着三阶楼梯走上去。

　　　　五人来到大殿中央，在女子的指示下迅速就位，然后六人有序退出，约莫过去两分钟，先从屏风后走出三个老者，年纪少说也有六十岁朝上，其中一个黄衣老者拄着藤拐，在两个童子搀扶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几乎一口气都能吹到一般。

　　　　三人身后紧跟着出来一男子，男子二十多岁，百里燕一眼认出，此人正是恭首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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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新政风波（5）

　　　　恭首谦青衣束发，昂首挺胸步下生风，精神矍铄意气风发。他在议贤馆纵论国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也有几年光景，磨砺这么些年，这种场合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四人一前一后来到大殿中央，三老先行落座，恭首谦面向三老躬身深施一礼，而后走上站台。

　　　　此时现场鸦雀无声，众人目光齐齐落向这个年纪只有二十二岁的青年。

　　　　有人羡慕，羡慕恭首谦年纪轻轻便得宰相赏识，有人嫉妒，嫉妒为何年纪轻轻一帆风顺，自己儿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许多甚至三十、四十的大龄青年为博赏识，何止在这议贤馆住了三年五载，为了谋个好前程，许多人无不是极尽口舌卖弄才华。

　　　　恭首谦立在踏台上，向众人深施一礼，以表敬意。

　　　　“诸位，鄙人恭首谦，今日所论乃我王新政《推商税》之利害关系，在下所述一点拙见，不足之处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在下这里有礼了。”

　　　　恭首谦又行一礼，却不知什么时候，“天下公器”屏风上挂出两张巨幅文稿，内容正是《推商税》。

　　　　文稿用极大的字体写在草麻纸上，即便站在十五丈外也能看的清清楚。百里燕坐在角落，距离恭首谦站台虽远，这两副巨型文稿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恭首谦定了定神说道：

　　　　“想必诸位皆有所耳闻，我王为革新税制剔除弊端，今日颁布《推商税》二十一款，于三日后陆续实施。众所周知，当下奸商当道世风日下，囤积居奇大发不义之财成风，以至百姓深陷水火，黎民置身藩篱，生计苦不堪言。

　　　　自世道有商以来，商者无不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罔顾百姓生计，置国家于危难，一方商贾豪强更是极尽手段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

　　　　险致大王新政《农桑令》功败垂成伤及国本，晋咸一战更是因商贾囤积稻谷，致使百姓食不果腹，大军无以为继，以至我军败于晋国，割地千里。这般奇耻大辱，无一不是奸商所为，若无奸商作祟，何至于战败。”

　　　　恭首谦措辞极具煽动性，他将三年前咸军的战败都归咎于粮草不济，而粮草不济的原因是奸商当道囤积居奇。

　　　　当然，他这话并没错，即便四年前发生了大旱，咸国的粮库本应该是充足的，但是为了推广《农桑令》，提高老百姓种地的积极性，当时公孙岳曾提议，应该开仓济民，让流民吃饱了肚子，才能有力气种地。

　　　　《农桑令》相较于已经实施了六百多年的《粮田令》，最大的进步在于鼓励农民开荒，并予以税赋的优惠和减免，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田地所有权属性，老百姓依然无法获得土地的终身产权和长期产权，仅仅是粮税有所减少。

　　　　为了鼓励开荒，公孙岳一方面开仓救济流民，一方面以补助现粮的方式，激励农民前往荒芜地区开荒。这样一来，本就不算宽裕的太仓粮库，粮食大量流出。

　　　　此后农民开荒成功，手中逐渐保有大量存粮。咸国为补太仓粮，公孙岳为合法收购老百姓自留粮，开始大量铸钱，通过高价收购的方式，将老百姓手中的粮食从新弄进国库。

　　　　老百姓手中有了钱，不可能全存在家里，多半要去买生活用品，诸如布匹、皮革、灯油、蜡烛、针线、菜刀、肉食等等等，一切国家无法垄断的生活物资。

　　　　钱一多，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当下生产力是有限的，局域范围之内的商品总量相对恒定，粮食和钱款的增加，并不会在短时内增加其他商品的供应。当钱大量增加，商家就得涨价。

　　　　同时头脑活络的人发现，粮价虽然是死的，非丰年多半不能擅自收购。但如果以货易货的方式，先抬高生活物资的价格，然后就能收购更多的定价粮。

　　　　朝廷为保证基本民生，风调雨顺情况下官价粮价价格较低，时下能够交易粮食无非四种途径。

　　　　其一，购买每人每日限量的官价粮。

　　　　其二，购买王公贵族士大夫出售的粮食，但价格相应的高于官价粮。

　　　　其三，大宗购买可以通过城内榷市或者单独设立的各处榷市，购买远远高于官价的粮食。

　　　　其四，丰年国库吃饱后，允许商人和王公贵族士大夫从农民手中以高于官价的价格收购粮食。同时允许商人出售这些粮食，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上面。

　　　　由于开荒导致粮食比往年有所增加，《农桑令》推行后不久，公孙岳颁布了商人收粮的政令，以充实地方和私人粮库，其中贵族阶层也参与了粮食收购。

　　　　为应付粮食的增加和铜钱的不足，公孙岳开始铸钱，铸钱又导致物价上涨，此时正恰逢自由收粮的当口。

　　　　脑筋活络的商人发现官方定下的收购价是死的，具有保值功能，但是生活物资价格是浮动的，为了规避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生活物资的价格必然上浮。

　　　　有些商人为了囤积更多的粮食，想出了以易货交易的方式，用高价的生活物资，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收入自己手中，然后囤积起来。

　　　　按说这个逻辑并没问题，适当的铸钱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至少在《农桑令》推行的头两年问题不大，但到了第三年，通货膨胀的问题突然严重起来。

　　　　公孙岳大量铸钱，导致商人手中铜钱积压，而货物的总量总体不变，略有增长的情况下，除了粮食以外，几乎所有物资价格无形中都被推升。起初以货易货的方式仅仅在极个别领域，随后在所有商品领域泛滥。

　　　　为保证自身利益，商人又用这些砸在自己手上的铜钱，通过各种渠道去买官价的平价粮。所谓官价粮，为了稳定人心，官价粮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小，甚至几年才调整一次。当其他商品都在涨价，唯独粮食价格浮动却不是很大。

　　　　按律，官价粮每人每日定量定价购买，超量购买需要征收高额的购买税。

　　　　为了规避限量购买的门槛，商人发动亲朋好友，甚至花钱雇佣人前去购买官价粮。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一个人这么干，一万人都这么干，就是大山也能搬空了。

　　　　在粮食大量流出国库的同时，社会生产力和商品数量远远不及货币数量的膨胀速度，就此导致老百姓手中的自留粮再卖给国家后，钱发生了贬值，同样的资金买不到此前一样多的生活物资，如此又打击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自然也打击了开荒的积极性，终于在《桑田令》颁布后的第四、第五、第六年，此前已经开成的荒地又荒了。

　　　　而公孙岳的开仓济民政策仍在执行，同时商人又通过粮市大肆购买平价官价粮，由此掏空了太仓存粮，更倒霉的是四年前恰逢百年不遇大旱，志国缺粮正紧。

　　　　前番为了赚取咸国的物资，志国将大量粮食通过商人运往咸国高价出售，就地购买志国所需物资运回志国，如此又加剧了咸国国内的物资价格。

　　　　当货币开始通胀，这一营销模式断裂，志国转而开始从咸国从商人的手中买回大量粮食，运回国内。之后恰逢大旱，公孙岳的《农桑令》就此流产

　　　　恭首谦将粮草不济归咎于奸商囤积居奇，并非没有依据，但只字不提公孙岳新政的重大弊端和漏洞，全然要商人背黑锅，也是毫无道理的泼脏水。

　　　　议贤馆听政论道的多半都是咸国读书人，甚至是希望一展抱负的穷文人，战败割地带来的羞耻和自尊感，在恭首谦的的煽动下，挑动者每个民族主义者敏感的神经。

　　　　此时百里燕不禁疑惑，来到陔陵时间也不短了，除了战败后的半年多时间，很少能在议贤馆听到恭首谦这般措辞激烈，间接抨击晋国的言论。

　　　　恭首谦是丞相公孙岳的门客，没有公孙岳的授意，恭首谦断然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咸国自己的伤疤。同时西寰手下耳目遍布，她难道不知道公孙岳借机挑动对晋国不利的舆论情绪？

　　　　除非是晋国有利可图，西寰乐见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有利可图，那西寰和晋国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是对司政使一事的报复？

　　　　恭首谦的冗词赘句长篇大论，在座和在站的鲜有出口反驳之人，不乏应声附和之词，也不见身后广叔子、明阳子、长陵子“三子”的点评，亦或者这三位不懂经济，也把商人看成是世上的奸贼。

　　　　百里燕听来乏味，目光看去高勋，他脸上紧绷的神情浮着不屑和鄙夷，百里燕悄声问道：

　　　　“高兄，恭首谦之辞兄以为如何。”

　　　　高勋凑近低声道：

　　　　“简直一派胡言，若非《农桑令》破绽百出，怎能令商贾闻风而动。”

　　　　“但恭首谦是相国门客，在此论政定是相国公孙岳授意，我看此事你我还是不掺合为妙。”

　　　　“唉……为之奈何……”高勋一息长叹，沮丧之色跃然脸上。

　　　　高勋还抱着一丝希望，恭首谦论政能指出《推商税》之种种弊端，现在看来，恭首谦不会公然违背自己座主的意志，纯粹是在文过饰非粉饰太平。此时贸然出头，势必沦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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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新政风波（6）

　　　　正值百里燕、高勋说话之际，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打断恭首谦说话：

　　　　“恭兄之言，在下实不敢苟同。”

　　　　青年一言既出，恭首谦闻讯很是诧异，想到有人突然打断论政，他定了定神，目光循去那青年：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在下所言又有何不妥之处。”

　　　　恭首谦躬了一礼，那青年挤出人群，负手在后站在大殿之外。青年一席白色细布直裾，年十八九，唇无须络面如冠玉，举手投足之间英气十足。

　　　　青年回礼躬身行了一礼，上前几步说道：

　　　　“在下何人并不重要，只听闻恭兄谬论，实不敢苟同。常言道，无商不通财，无财不养民，敢问恭兄，《推商税》种种新政如何养民。”

　　　　“课以商税，以商税聚人心而养民。”

　　　　恭首谦应对自如，那青年接过话又问：

　　　　“既如此，商税又何来。”

　　　　“自然是奸商不义之徒。”

　　　　此时众人附和哄笑，皆在嘲笑青年无知，就连恭首谦也挺直了腰板。想是面皮太薄，青年脸上浮出片许绯红，他定了定神接着又道：

　　　　“那敢问恭兄，奸商不义之徒资财，又从何来。”

　　　　“自当是倾轧百姓所得之不义之财。”恭首谦不屑道，已有不耐其烦之色：“阁下倘若再无建树，恕恭某不再奉陪。”

　　　　“且慢。”青年忙道，接着又说：“据在下所知，所谓奸商不义之徒倾轧百姓之财，皆来自于国府所铸新钱。

　　　　当年相国公孙岳为推新政《农桑令》，以高价低赋为饵，令流民、百姓开荒。而国府之内锱铢奇缺，为能收购百姓手中存粮，相国大人大举铸钱，以解燃眉之急。由此百姓手中铜钱陡增，却招来商贾抬价之风。

　　　　不知恭兄以为此事该如何评断。”

　　　　青年矛头突然指向公孙岳，现场顿时议论迭起。恭首谦应该是始料未及，也许是根本不懂经济，青年男子刨根问底矛头直指《农桑令》最大硬伤，恭首谦心中有些慌乱。他定了定神道：

　　　　“铸钱实为增加百姓收益，无可厚非，又有何不可。”

　　　　“恭兄此言差矣。”青年话音一扬，脸上顿显几分锐气：“与其说百姓手中锱铢陡增，不如说是国府大举铸钱，库中新钱如盈。天下财货自有定额，货若远少于钱，钱焉能值价。

　　　　国府将新钱用于购粮，百姓手中新钱自然增多，商贾若是原价收货，市面上的新钱必然越来越多。当新钱大行其道，充斥世间，如此钱多货少，若是原价不变，岂非令商贾亏本，涨价便是必然之举。

　　　　如今将农桑不兴，又推新政，对商贾课以重税，如此与杀鸡取卵有何异同。”

　　　　青年措辞犀利颇有道理，众人一时间也是议论纷纷。

　　　　在场众人多半是不懂经济，懂经济的也是一知半解。青年所言要害也正是通货膨胀的精髓，当货物的总量短期内处于相对恒定的产出状态，大规模铸钱的结果，只能是府库充斥新钱，新钱参与流通后的结果只能是价格被迫上涨。

　　　　钱本身是不能带来任何的劳动出产，也变不出物资，钱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衡量尺度，当这个衡量的尺度被人为的扩大，尺度的衡量标准自然要水涨船高。

　　　　青年一语戳破《农桑令》的谎言，更多人依然云里雾里不明其理。

　　　　恭首谦的脸上起伏不定，隐有惊色浮面，顿了许久才道：

　　　　“阁下所言不过片面之词，不足为道。《农桑令》乃利国利民之举，开荒拓土粮食物产增多。如君所言，铸钱之事势在必行，并无不妥之处。百姓手中有了余钱、余粮，奸商不义之徒，心起贪欲之念，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乃有目共睹。难道阁下认为不铸钱，奸商不义之徒便不会哄抬价格？”

　　　　“你！”青年哑口无言，咬着嘴唇一脸羞臊。

　　　　恭首谦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老百姓手中的余量多了，但钱币流通太少，也不是好事，所以钱还是得铸。即便不铸钱，没人能够保证奸商不会趁机哄抬价格。

　　　　但在百里燕看来，货币增发的多少，已经不是时下认知范畴，和知识储量所能理解的宏观概念。

　　　　既没有合理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经济理论基础，纵然青年所言确有其事，在缺乏理经济论体系的时下，最后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合理而具体的货币发行依据。

　　　　青年语塞之际，席间有人立身而起，百里燕愣是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旁的高勋：

　　　　“恭兄所言差矣。”

　　　　高勋躬深施了一礼，恭首谦转来目光定睛看了一眼，神色似乎并不诧异，嘴角隐隐挂着丝笑容，一派泰然之色。

　　　　“原来是高勋兄，幸会幸会。”恭首谦行了一礼，接着道：“不知高兄有何赐教。”

　　　　此时众人目光转向高勋，那青年同样投来目光仔细打量高勋。

　　　　高勋定了定神道：

　　　　“据在下所知，《农桑令》颁布后三年之内，府库所铸新钱乃往年二十倍之数，而稻米产量在《农桑令》颁布之后三年，仅仅是比三年前增加了三成，如此以六倍于稻米增量铸钱，又以远高出当年官价价格收购拓荒百姓手中积粮，如此便是助长了商贾涨价之风。

　　　　若无超常价格购粮，商贾便不会迎风涨价，市面流通的铜钱也不会大行其道。无铜钱大行其道，商贾即便是抬价，百姓也买不起。百姓买不起，货物便无销路，无销路商贾又何谈暴利之说。

　　　　以在下拙见，所谓奸商不义之辈，无非是顺势而为者。

　　　　如今《农桑令》积弊未除，又兴《推商税》，以《推商税》之名，行搜刮商贾之实，即便是守法经营者，在《推商税》之下也无守法可能。

　　　　若是连顺应涨价也被诉为奸商不义之辈，敢问恭兄，今日之布价远甚于五十年前布价，倘若以此为计，莫非天下所有商贾皆为奸商不成。”

　　　　高勋所言精辟，对铸钱一事理解深刻，竟连恭首谦一时也难以应付，或者说恭首谦根本不懂经济。

　　　　“好，这位仁兄见微知著入木三分，在下甚为钦佩。”

　　　　远处青年躬身一礼深表赞同道，高勋回了一礼：

　　　　“在下一点拙见，让阁下见笑了。”

　　　　高勋话音刚落，席间另一男子立身而起，向众人行了一礼大声说道：

　　　　“高兄所言甚谬，在下不敢苟同。”男子一席蓝袍直裾，头戴木冠，面色甚黑，两撇短促八字小胡分得很开。男子接着说道：“所谓铸钱，无非是旧钱不足，铸新以补旧钱，倘若商贾皆以铸新为口实，行涨价之实，莫不是要令府库不铸钱，倘若府库不铸钱，天下又何来旧钱，无旧钱，又何谈税赋，无税赋又何以行国事，在场诸位以为如何。”

　　　　说话男子是鼎炀侯的门客吕沫，今年二十三，方才一言显然是冲着高勋而来。高勋又是赵逊门客，双方座主因江东之战而生嫌隙，吕沫所言显代表鼎炀侯就《推商税》的立场。

　　　　这时高勋说道：

　　　　“万事皆有定额，即便铸新也该有尺度，若是任意铸钱，新钱远甚于商品，敢问吕兄，若是吕兄为商，今日之钱不及昨日之钱，吕兄以为该如何。”

　　　　“既然高兄认为铸新钱该有尺度，那就请高兄说于众人，府库每年究竟该铸多少新钱，又该支用多少，方能令奸商不义之徒安分守己。”

　　　　“你！”

　　　　高勋一时语塞，他着实没有料到吕沫避重就轻问出这等刁钻之事。

　　　　就时下认知范畴，铸钱该铸多少，很难有谁能真正计算清楚给出衡量的标准，更别说一干酸腐文人和经济文盲。即便吕沫自己提出此问，也不知其理。

　　　　同时也将铸钱一事推给了内朝权威机构，吕沫他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更不知道。如此一来，铸钱该铸多少为合理，也是只有权威机构才说的算。

　　　　纵使高勋才高八斗，能说出一个合理的铸钱总量，吕沫完全可以不认这个账，现场一干经济文盲，完全然可以耻笑高勋一派胡言。

　　　　舆论风向立时朝着吕沫有利的方向发展，恭首谦很是中意吕沫之词，他道：

　　　　“吕兄所言极是，恭某深以为意。铸钱意在补旧不足，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