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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论辩技巧-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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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堵无形的高墙，阻碍了思想感情的交流。毛泽东每次与群众见面、交谈，
总是以他那明快的幽默艺术顷刻间推倒那堵无形的高墙，使普通人与领袖很
快融为一体，无拘无束地开怀畅谈。
1958 年9 月，张治中带着秘书余湛邦随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他们在
武汉上船后，张治中把余介绍给毛泽东。这时，余赶紧迈前一步，握住毛泽
东温暖的大手，紧张而又拘谨地自我介绍：“我叫余湛邦，湛江的湛，联邦
的邦。”毛泽东问：“是干钩于吗？”余忙答：“是人未余。”毛泽东微笑
着说：“yu 姓很多，有干钩于，有人未余，有人刖俞，还有虞姬的虞。”说
到这里用手指长江说：“还有水里的鱼，其鱼甚多呢！”这句风趣的双关语，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余湛邦那种紧张、拘谨情绪一扫而光，船上的气氛马上
活跃起来，领袖与普通干部、群众就像老朋友一样，叙谈起来。
建立真挚感情
态度和蔼亲切是几乎所有见到过毛泽东的人的共同感受。一个女护士第
一次给毛泽东验血，紧张得不得了。毛泽东见她这样，就说：“你这小丫头
好狠喔，一声不吭就扎我一针。”那个护士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空气顿
时轻松欢快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第一次到毛泽东身边为他读书（此
时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心情自是异常的兴奋和激动。见面后，毛泽东
笑问她是否很喜欢秋天，见她愕然，又微笑问她可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
古》一诗，并与她共同吟诵。原来，毛泽东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逢四
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来幽默地说出她的名字，使她在这个比较轻松
的话题中，把紧张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
架起“沟通”桥梁
毛泽东的心是和人民群众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一生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
疾苦，总想方设法去接近普通工人、农民，迫切希望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
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1960 年冬天，韶山农民贺凤生，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当
他见到主席时，有一肚子话要向自己的领袖倾诉。当时毛泽东有重要的事要
处理，就对贺凤生说：“你先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下次专门找一个时间听你
谈一次，越具体越好，要真实事情，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
也告诉我。”他又当着贺凤生的面，交待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交给你一
个任务，安排好贺凤生参观北京，调动他的积极性，好给我提意见。”毛泽
东轻松幽默的话语，促使贺凤生下决心如实反映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下一
次见到毛泽东，贺凤生心一横，从随身带的蓝布袋子里掏出一大摞子大跃进
集体食堂的油印餐票给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你到那里去吃餐钵子饭，
吃食堂饿坏人！食堂不解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一个开
头炮，讲下去，讲下去，骂娘的话也可讲。”于是贺凤生打开了思想闸门，
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整整说了三个小时，如实地向主席反映了农村办食堂、
炼钢铁、放‘卫星”等造成的严重后果，怒斥了某些干部的坏作风。最后，
毛泽东对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
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毛泽东就是这样运用幽默艺术，激励着与
他交谈的群众诉真情、讲实话的。
调节人际关系
毛泽东在与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相聚和交往时，那种幽默感溢于言
表，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温馨。
毛泽东和李达都是“一大”代表，都是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字润芝，李
达字鹤鸣。以往他们两人见面，彼此都以字相称。全国解放后，李达任武汉
大学校长。50 年代初，毛泽东到武汉视察，两个老战友在武汉第一次见面时，
李达想改口喊毛泽东“主席”，可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
“席”字还没有跟上来，毛泽东便笑着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
过你李主任（指中共“一大”中央局宣传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
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芝，我叫你鹤鸣兄？”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
遗憾，没有跟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幽默地说：“你
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
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
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
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和鲁迅一样。”这番诚挚
情意溢于言表的风趣谈话，深深感动了李达，也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增进国际交往
1961 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当时的西方世界把毛泽东描绘成“一
个残酷无情的暴君”，未识“庐山真面目”的蒙哥马利在与毛泽东会晤前好
奇之中多少有点紧张。当他的手与毛泽东握在一起时，迎着他的一双深邃的
黑眼睛是和善的。“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在同一个‘侵
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
谈话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幽默得令他吃惊。蒙哥马利当然知道，联合
国曾经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朝鲜。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用近
似开玩笑的口吻，提出这样的问题。趣味盎然的对话，很快缩短了两人之间
的“东西方距离”，到第二次谈话时，他们竟象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毛
泽东就是这样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制造轻松、和谐的交往氛围。
进行思想工作
表扬和批评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表汤和
批评，也充满了幽默感，在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连战告捷，毛泽东非常高
兴，当见到西北战场总指挥彭德怀时，风趣地吟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
彭大将军。”高度赞扬了彭德怀同志。而批评则更有一番韵味。有一次，毛
泽东到杭州郊区龙井村视察，发现那里的住户门窗关闭，村里空无一人，只
有大公鸡在啼叫。毛泽东说：“群众都不在，大公鸡在欢迎我们。”幽默地
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
毛泽东的谈话艺术，是他的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这一艺
术运用得得心应手、灵活自如又恰到好处、天衣无缝，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
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张卫高代泽英）
在周恩来那里，对手甭想占到便宜
交谈中，当遇到对方带有敌意的话语时，自然需要予以回击。那么，究
竟该怎样说话才使回击产生理想的效果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周总理谈话中的
几个片段，从中定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周总理回击对方的一种常用技巧是：当对方话语中带有敌意时，先假装
未领会到，不对其做直接反应，而是说出另一番话语，诱使对方作答。然后
以此作为依据，推出一个跟对方前面的敌意针锋相对的话语，给对方狠狠一
击。有一次，他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
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怎
么回敬？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
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以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来。米果然上钩，
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说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
上午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
生”的位置上。
周总理回击对方的另一种方法是，先对对方的恶意话语予以肯定（这时
其话语往往涉及某个事实，难以否认），然后提出另外一个事实，而从此一
事实出发便可将对方的话语完全翻倒过来，使原来的那个恶意改变方向，朝
向对方本人。有一次，周总理与赫鲁晓夫会晤，批评他在苏联全面推行修正
主义政策。狡猾的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
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当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
是我，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污蔑周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说话。如果换了别人，这时很可能就提出人的阶级出身并不决定人的立场之
类的话来跟对方进行辩论。但这样做对其话语中的恶意自然没有什么回击作
用。而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
但至少我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向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
出，立即便在各共产党国家中传为美谈。
有时，回击对方采用隐含的方法来进行，会显得更有力量。这也是周总
理常用的回击方式之一。有一次，正当接见外宾时，江青突然插话说：“我
从来没有学过‘四书’和‘五经’，也许总理是在场的所有人中唯一念过这
些书的人。”显然是句带有恶意的话，暗指周总理是封建势力代表者，是革
命专政的对象。当着外宾的面，周总理不便直接反驳。这时恰巧张春桥在场。
在座的其他中国人（甚至包括江青本人）都知道，张也是念过这些书的人。
因此周总理问张春桥：“你有没有念过这些古籍？”这句话问得很高明：它
不但提醒大家注意到江青的话根本不是事实，而且更重要的，它揭示在座的
中国人做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按江青的逻辑，念过“四书”“五经”者即为
革命对象，那张春桥岂不也是？张春桥在此场台之下自然左右为难，只得扯
谎说，“没有，我没有念过。我一定要好好学一学以便销毁它们。”一个一
贯以满腹经纶的理论家自诩的人竟然不得不违心地说自己连“四书”、“五
经”都未念过了，其狼狈之状真叫人好笑。
在外交场合，某种敌意常常不是外露的，而是暗含于其他话语之中。既
然是暗含，那就给了回击者“可乘之机”，即我们完全可以将对方的话语做
恶意以外的理解，而后据此推论出一个能给对方以回击的话语来。这也是周
总理常用到的回击方法。我们来看看与安东尼·格雷（英国路透社新闻记者）
事件有关的一个场面：格雷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关押了两年，心理上受到
摧残，欧洲人对此议论纷纷。周总理经过努力才使其得以释放。在接着举行
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周总理热情地走到英国代办面前，用缓慢的英语对他说：
“好啊，格雷放出来了，他自由了。”态度真诚而友好。但不料英国代办却
回话说：“是的。但是他还没有离开中国。”对周总理说话的后半部分加以
了否定，言外之意是说在中国没有自由。在“文革”中，这也许是事实。但
英国外交官这样的话，显然有损于中国的形象。因此周总理故意对代办的话
做了另一种理解。他对代办说：“好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留下来。”
似乎是这位代办通过前面说话来向他提出某个请求，而他则宽宏大量地予以
了应允。英国代办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得赶紧声明：“我
不敢肯定他会愿意这样做。”
在周总理那里，对手甭想占到便宜。
（王志）
袁伟民巧施劝术说郎平
1982 年世界锦标赛后，中国女排作了大的调整，补充了不少新队员，一
些老队员离队了，实力有些削弱。1983 年输给了日本。中国女排在1984 年
的奥运会上能否夺魁？队长张蓉芳和主力队员郎平怎么也树不起信心来。
1984 年郴州冬训开始，袁伟民找郎平谈心。郎平谈这谈那，就是不提奥
运会。袁伟民见此情景，就直接问她对奥运会有什么想法。郎平却只做模棱
两可的回答。袁伟民让郎平把想法全倒出来之后，对她的观点进行了分析，
并给郎平下了个结论，说她有功成名就的思想和畏难情绪。郎平立刻反唇相
讥，用袁伟民曾经说过的话来驳袁伟民：“你不是说夺取世界冠军要有物质
基础吗？队伍调整了，实力下降了，物质基础不具备了，还要夺世界冠军，
这不是违背科学吗？。。”袁伟民耐心地听完了郎平的慷慨陈词，而后一字
一顿地道出了如下一番话：“要夺世界冠军，我们的基本条件不是不具备，
而且物质基础是可以创造的。现在离奥运会还有九个月，你还没有进一步创
造，怎么就知道夺魁不可能呢？人的潜力是很大的，要干成一件事下一般决
心和下死决心效果不大一样。”接着又举了一些生动事例。郎平听后心悦诚
服，一扫往日的消沉，振奋了夺冠的雄心。
说理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心理作战技巧。做人的思想工作，其本质就
是对人的心理进行疏导，因而必须准确地把握对方思想问题的心理症结所
在，使说服具有针对性，把理说到了当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袁伟民正是
本着这样的原则去做郎平的思想工作的。从对问题的提出到对问题的分析，
采取了步步为营、层层递进的手法，达到了说服郎平的目的：
一、以“正问”揭示出实质问题
谈话伊始，由于中国队实力削弱，而信心不足的郎平，不愿涉及未来赛
场夺冠这样极敏感的问题。面对这种有意回避，任何诱导，启发式提问都将
是浪费时间。于是袁伟民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想了解的问题，
敦促郎平做出正面答复，使谈话有效地进入正题。
二、以“激将”控其思想根源
袁伟民听了郎平模棱两可的回答，感到郎平的真实思想还没有全盘托
出，于是他使用了“激将法”，说郎平有功成名就的思想和畏难情绪。郎平
果然不服，旋即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反驳袁伟民的观点，同
时也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中国队实力削弱，已经不具备夺取世界冠军的
物质基础！
三、巧用“反问”纠正郎平的错误认识
袁伟民抓住了郎平关于“物质基础”的理论加以剖析，指出：中国队夺
冠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至于物质基础，那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完全是创造
的结果。接下来是一句反问：你郎平还没有进行创造，怎么就断言中国队不
能夺魁呢？袁伟民的这一问，真是一语破的，力胜千钧，击中了郎平思想问
题的要害，纠正了她的错误认识。
四、妙施“理性号召”激发郎平的夺魁信念
第一，袁伟民选择了具有智力激励作用的词汇调动郎平的主观能动性，
即把女排的物质基础同创造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引导郎平必须以创造精
神去加强女排的基础，另一方面，“创造”一词本身对事业心极强的郎平来
说，具有相当强的感召力，激发了她蓬勃向上的雄心；第二，袁伟民选择了
最能说服人、最有理论色彩的“潜力”之说，对“下一般决心和下死决心”
的效果进行了抽象概括、逻辑推理论证，启发郎平的内在因素，提高了郎平
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必胜的决心。
五、采用“熏说”之术使郎平心悦诚服
所谓熏说，就是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的耐心说服。第一，在整个谈话中，
袁伟民耐心倾听郎平的意见，让其畅所欲言，创造了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
不使郎平产生逆反心理；第二，从谈话手法上看，袁伟民虽然使用“激将法”
使郎平道出了心里话，但并没有丝毫的威逼、伤害之意；袁伟民以“反问”
驳斥了郎平的错误思想，但在严肃中更充满了疏导，使郎平没有任何被指责
和被压抑之感，愉悦地接受了袁伟民的意见；袁伟民的“理性号召”虽是抽
象的推理，但加上他的举例说明，也就染上浓重的熏说色彩，使郎平在诚服
中感到振奋、看到了女排夺冠的希望所在。
（鲍日新）
娓娓“谈话风”谦谦道真情
——柯灵先生“在创作生涯60 年研讨会上的谢词”赏析
去年8 月，上海市作协、影协在新落成的文艺活动中心举行“柯灵文艺
创作生涯60 年研讨会”。人们用掌声表达对这位82 岁高龄的著名老作家由
衷的敬意。刘吉部长在祝辞中说：“柯灵先生的60 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
光明、追求解放、追求进步的60 年，就是知识分子不论路途坎坷，始终不渝
追随党，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60 年。他的作品既是他人格的表现，也是这
60 年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记录。”
在热烈的掌声中，柯灵先生即席发表了题为《白首学徒道谢》的谢词。
他说：
“在这使我难忘的时刻，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容许我倾吐一下微末的
心声。
我体会，像这样的会，是国家和党对文艺事业关心和鼓励的表示。我个
人平凡的笔耕劳动、和这种荣誉是不相称的。
仅在上海，就有我不少的前辈和同辈，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过有益的贡
献，我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追随者。去年有同志提议开我的创作讨论会，我
虽然很感激，但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以不开为是。全国文坛内外，无论老一辈
年轻一辈，真正卓有成就和素养的颇不乏人，只是他们甘于缄默，不为人知。
有的虽徒有虚名而其实不副。我的作品，论质论量，都不值得这样张扬。这
种想法，我一直没有变。我对此感到不安。
我的学历只比文盲高一档。我的生存基础太脆弱了，我的生活道路和文
学道路，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前进。我至今还是个人生和艺术的白首学徒。我
比较有自信的只是一点：我从来不敢亵渎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
我说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谦虚。过分的谦虚是矫情，闭眼不看存
在的事实，则是可笑的虚骄，是自欺欺人。我深信：真诚是通向真理的必由
之路。
尊敬的读者、同行、同志、朋友，我殷切期望你们继续不断的帮助和督
促。
我祈求！我感谢！”
柯灵先生语气恳切，娓娓道来，用别致的谈话风格讲完谢词。语音刚落，
会场再次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份谢词有如下特点：
一、诚率真挚
除首尾两段，全篇讲话是围绕“白首学徒”展开的，这是“倾吐微末的
心声”的主要之点。他知道，人们会认为他60 年著书烹文，散文、小说、戏
剧、电影皆卓然成家，很难接受“白首学徒”的提法。于是，他从历史和现
实的对举中将自己作了客观的比较。先从历史的角度与“不少前辈同辈”比，
自己只是“一名摇旗呐喊的追随者”；再从现实的角度与新、老一辈“卓有
成就素养”的人比，自己更认为已有的成绩是“不值得这样张扬”的，因为
自己至今仍在人生和艺术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一位中外闻名的著名作家
在人民给予的巨大荣誉面前，有这样超越时空的、不带半点虚情的内省，是
不多见的。在此一年前，柯灵先生曾在巴金创作生涯60 年展览开幕式上发表
即席演讲，他指出，这个展览展现了“巴金60 年来心路的历程”，这里，他
也袒露了自己的“心路”。他和巴金一样，向人们“交出了自己的心”。
二、格调隽雅
“不工者，工之极也。”这篇感人至深的谢词、语势平稳，明白晓畅，
无曲折隐晦的生涩之言，也无演生枝节的旁征博引，在平实严谨中体现出隽
水、典雅的格调。格调是个性气质的流露，正所谓“文如其人”、“言如其
人”。这位谦和、淳厚的老人，在这盛赞他一生成就的聚会上，想到的不是
自己孜孜不倦终身奋斗的艰苦和对人民文学艺术事业的贡献，而是一再提到
那些“真正卓有成就”却“甘于缄默，不为人知”的人，反映出他宽广的胸
怀。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这篇讲话无一句虚言浮词，感情色彩
和感情分量把握得极有分寸；虽仅400 余字，但既有对举办者的尊重，又有
恳切的“陈情”，而陈情中又包含着哲理，容量大，情韵足，令人回味无穷。
三、用语简朴
简朴是深刻的重要表征，而用简朴的“谈话风”即席致词更是一种品位
很高的语言艺术。因为语文功底不厚的简朴极易流于粗直和浅露。柯灵先生
这一席讲话用的是一种书面化的口语，无铺陈叙述，也无繁复的议论，前后
呼应，丝扣环连，显得洗练、周密、明快而自然。长短句锗落有致；通篇音
节十分和谐，除个别段外，各段均以平声字煞尾，显出恳切的语气和神韵。
文字语言诉诸听众以最直达的感觉，甚至不惜穿插“大白话”，例如“想来
想去”、“不值得这样张扬”等。不是对语言驾驭达到炉火纯青的人，是很
难达到这个境界的。
（应天常）
交际口才从何而来
——访著名播音员陈醇
陈醇，这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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