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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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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的进展却糟糕之极。“在越南共和国存在的最后三周，”这名官员写道，“大约700 件秘密设备已被集中，准备运往美国大陆。不幸的是，这些设备中没有一件被运走或被破坏。这些机器及其内容也没有一件被毁掉。据估计，由于大量的密钥资料和密码被放弃，国内联机的、脱机的、低级别密码系统全部停止运转长达12个月。”
这是一个最大的妥协。官员们当时会以为，尽管俄国人明白无误地从越南人手中获得了这些秘密设备，但是，他们还需要密钥表和密钥卡片。在随后的10年内，美国仍将蒙在鼓里的是：约翰。沃克已经并且正在把密钥资料偷偷地出卖给苏联。
即使国家安全局决定对设备稍加改变，沃克也会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份副本，并把它交给俄国人。数十年来，对这一令人尴尬的秘密材料丢失案，国家安全局始终守口如瓶。
第十章 壮大国家安全局办公楼一层见41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兴奋紧张的气氛。地板上铺着已经磨旧的漆布，工作人员聚拢在一架金属扬声器周围，以一种近乎怀疑的心情倾听着扬声器里传出的浑厚而清晰的声音。此时正值1979年，全球依然被冷战浓浓的寒霜所笼罩。然而，此时此刻，A 组破译苏联密码的工作人员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还是头一次。在他们每个人的绿色金属安全徽章上，都用链子挂着一个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降雨”。
A 组由一群杰出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组成，专门处理“苏联问题”，负责人叫安。卡拉克里斯蒂。她是位不苟言笑、头发花白、快六十岁的妇女，有一种把黄铅笔抛起来的习惯。别看美国这位首席苏联密码破译员外表朴素、沉静，住的可是华盛顿市内的时髦地段——乔治城，她的房子颜色红得就像消防车。到1979年为止，她与各种各样的国外密码机器斗智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因为干的时间久，所以连只要懂得使用横断纸、弗里登计算器和IBM 穿孔卡技术就能顺利破译的时候我都赶上了，”她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那时候‘NSA ’表示‘无此机构’或‘无话可说’。”
卡拉克里斯蒂1942年6 月毕业于纽约州特洛依市的罗素。塞奇学院。毕业后仅几天，她便投身当时主要由威廉。弗里德曼管理的陆军信号情报处。她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日军密码电文的小组，开始做的工作是整理原始通讯电文。二战即将结束时，她已才华显露，被提升为密码破译研究员以及部门主管。离开军队后，她在纽约《新闻日报》广告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她又重操起密码破译这个有点苦行僧性质的老本行。这次是破译苏联军事密码。虽然置身于一个基本上由男性主宰的领域，她的分析技能及创新思想却使她脱颖而出。到1959年，她已经是第一位女性“超级官员”，一个相当于陆军上将头衔的文职级别。16年后的1975年，她接手了国家安全局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A 组，负责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情报监听及破译工作。
二战期间，美英密码破译人员屡屡不可思议地成功破译德。日密码，这曾使得国家安全局颇为自得，而冷战时代他们却鲜有胜绩。尽管有过为数不多几次值得称道的成功，可是他们遭遇的挫折却更为惨重、更为频繁。其中一次重大突破是解决苏联的“鱼”机密码。但是40年代末期，苏联人改换了更为安全的加密方式。国家安全局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内部出现了叛徒的缘故。到50年代，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大部分电信通讯都是通过难以窃听的陆上线路、地下电缆以及倒换频率的声音线路来完成的。冷战中期，国家安全局突然患上了听力障碍症。
1952年，在备受外界指责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恢复运营。前安全局史实记录员汤姆。约翰逊说：“它的两家主要非国防部客户——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均对国家安全局的前途持怀疑态度。为了避免损失，中情局还设立了自己的通信情报系统，并挖走了一位国家安全局的顶级人物弗兰克。罗伯特。显而易见，其目的是要另起炉灶，自行完成国家授权给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国家安全局面临的是一种不成功则完蛋的局面。如果再不恢复昔日的水平，它将极有可能关门停业，密码分析事业也将因此再度陷人混乱无序、效率低下的境地。”
如同墨水褪色一般，国家安全局的昔日神奇已经消失殆尽。10年中，国家安全局没能破译过任何一种苏联高级密码系统，甚至连截获的未加密的语音联络情报的数量也少而又少。一位中情局官员把20世纪50年代称为信号情报的“黑暗时代”。
“曾成功地经受了二战考验的密码破译组织在‘圈内人’看来已是今非昔比，风光不再，”国家安全局的约翰逊说，“那些二战期间破译过几乎所有敌方高级密码系统的陆海军破译员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总统身边的好几位重要人物开始意识到国家安全局的潜在能力，同时，他们又对国家安全局水平下降到如此之低而感到惊恐不安。白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包括情报领域在内的联邦政府的各项活动。调查结果使他们极为震惊。“别再考虑资金问题了，”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为了搞到高级信号情报，“我们必须马上投入至少相当于实施曼哈顿工程（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的工程）同样的干劲。”五角大楼授权国家安全局网罗国家安全局以外的最有发展潜力的分析人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找到这些人才），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局有潜力成为他们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最后，白宫的国际动员署建议“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应该同时是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至少也该是情报咨询委员会的观察员”。
不久，国家安全局的腰包便鼓了起来。拨给它的资金增至5 亿美元，占全国情报部门预算经费的一半以上。甚至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对如此激增暴涨的花销深为关注。“因为二战中发生了诸多让我们预料不及的事情，”他说，“所以或许我们在大力拓展我们的情报事业中有些急于求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一次特别电信情报委员会会议上，同艾森豪威尔经常一起打鹤鹤的老朋友、财政部长乔治。
汉弗莱大声宣称自己“对（国家安全局）飞速增长的花销已见怪不怪了”。但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对汉弗莱的焦虑却不以为然。“能破译苏联密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他说。
出席会议的还有54岁的小威廉斯。雷。基利安。他是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这位总统顾问深知情报信息的必要性。
几年前，他曾为艾森豪威尔秘密研究过突然袭击对国家造成危害的问题。现在，顾问委员会在提交给总统的正式报告中呼吁要加大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力度。“依我们看，能够给我们带来丰厚回报的‘突破’是成功破译苏联高级密码，”报告中提到。
基利安积极倡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途径是要有效动员国内现有顶尖人才，找出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研究与发展思路。”艾森豪威尔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任命在贝尔实验室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总裁威廉。欧。贝克博士负责旨在提高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高级密码能力的科学研究工作。1958年2 月10日，贝克的研究报告由专人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报告表明了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的看法，认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最好的情报”。国家安全局的截获情报能力以及对电子和遥测情报的分析能力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克认为国家安全局在整个电子情报领域占有完全主导的地位。这份报告也因此解决了一场国家安全局与空军之间为争夺这个飞速发展的情报领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长期较量。但是，委员会还指出国外的编码水平超过了国家安全局的解码水平，并且对国家安全局的密码分析能力持怀疑态度。
基利安还极力主张要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局“为提高从每日积累的大量通讯情报信息中筛取重要内容的速度而进行的机器与技术”的开发项目上。艾森豪威尔也采纳了贝克委员会的提议，把苏联密码电话一一倒换频率的语音通讯——作为一项重点开发项目。20年前的1939年，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曾就欧洲大陆不断升级的战事通过倒换频率的电话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讨论。电话线路的一端设在白宫的地下室，另一端设在伦敦丘吉尔的地下战时内阁会议室。
这种通讯系统是由贝尔电报电话公司开发的。这种叫AM的系统使得线路一端的频率受到扰乱，并分散语音脉冲，而在另一端如同瓦拼图游戏一样在复原这些分散的脉冲。罗斯福的声音最先传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在纽约的安全室。在那儿，语音信号被打乱成嘈杂的声音后，通过海底线缆传送到英国。在伦敦，这些语音信号被恢复如初。
罗斯福第一次接听电话的时候，德国的邮政部长就开始着手破译这种密码系统。
此前，他曾意外地发现从英国到美国的海底线缆的分接头。工程师们在既没有系统的实际模型，也不知道系统外观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系统。此后，希特勒收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最机密谈话的电文译稿，结果导致意大利战场灾难性的战事延长。
20世纪60年代，国家安全局对苏联高级密码的无可奈何成了它最大的秘密。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恩为此深感焦虑。1964年他授命理查德。比斯尔负责调查这个问题。比斯尔智慧过人，是中央情报局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是研制U2和SR71侦察机以及早期侦察卫星的成员。由于卷进了猪湾风波，他不幸被肯尼迪总统解职。
此后，比斯尔就职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智囊团——通讯研究部门——的防御分析研究所。比斯尔离开防御分析研究所后，大约在1964年，麦科恩要求他针对国家安全局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最机密工作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央情报局委派外人探察国家安全局最机密的工作使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都感到惊恐。
“我确实最后呈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比斯尔说，“但是这份文件太机密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留一个副本。而且，我都不知是否会有机会重读这份文件。可是国家安全局竟然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把他手里的报告交给国家安全局，这一要求遭到了理所当然地拒绝。”后来继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偶尔会问起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突破。可是，答案总是模棱两可。
“我从来都不清楚他们在解决苏联密码问题上的进展到底有多大，可是依我看，他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起色。尽管他们会说差不多成功了。”
没有有效的密码分析方法，A 组的分析人员主要依靠传统的通讯量分析、电子情报以及非加密的通讯信息来完成他们的报告。获得苏联情报的另一个渠道是破译第三世界国家的密码系统。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在与苏联官员会晤后经常通过安全防范措施不太复杂的系统把情况汇报给国内。
70年代末，尽管密码电话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加密的文字通讯相比，人们仍然认为密码电话更容易被破译。在国家安全局A4组里，苏联密码问题的代号为“降雨”。电码破译员们日复一日地一刻不停地寻找着“突破口”——他们可以利用苏联密码中小小的失误为立足点，攀上密码破译的顶峰。他们终于在70年代末期找到了突破口。“当他们出错后，”一位参加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说，“就无法继续使用加密电码。如果想重新建立加密链接，就必须使用明码电文。这可是件大事。
这种情况一出现，人们就会冲进你的办公室。八九个人围在一台接收机旁收听通常是加了密的，而今却清晰可辨的电文。这可是实时截获。“
当倒换频率的谈话在一端或两端无法正确地同步传递信号时，加密工作便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应该先解决问题再进行谈话。可是，偶尔传输系统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也会继续工作，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加密失灵，或只是出于懒惰。有时，工作人员会就此故障问题展开讨论，因而泄露出一些诸如密码索引信息等重大系统机密。随着时间的推移，“降雨”工作组的密码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突破点，以至于后来他们能准确破译出没有错误的倒换频率的苏联电话。
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苏联方面不知道的情况下，截获倒换频率的电话信号以及其他苏联通信信息。为解决这个问题，20年来，国家安全局一步步地把窃听触角伸向太空。到太空发展的最初设想诞生在一场暴风雪中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一个餐具垫的背面。
“成功截获一次信息价值500 万美金，”50年代末，供职于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开发小组的罗伯特。欧。阿尔德对同事纳特。格尔森如是说。40年后，据已成为国家安全局高级密码专家的格尔森回忆，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 号，使得获取苏联太空活动的通信情报变得更为紧迫。截获遥测信号，即从导弹传送给发射中心的信号，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阿尔德不断鼓动我，说接收到遥测信号将对国家安全局极为有利，”格尔森说。
还有更为大胆的设想。1959年，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基利安建议在环绕地球，大约14英里海拔高度的6 个位置上摆放窃听气球。他说，“这样极有希望监听到苏联导弹发射的信号”，因为声音在此高度形成“通道”。基利安说：“在这个高度，声音容易停留在云层中。”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个“精妙”的主意，但他又担心这样一来秘密会泄露出去。他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和煽动分子正在泄露我们的安全情报”。
对于格尔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导弹发射的信号。由于信号是瞄准线，而发射台在苏联的内陆地区，所以利用外围探测飞机很难截获信号。格尔森探索出了一些方法以使大气能像镜子一样长距离反射信号。一旦信号被反射到苏联境外，地面或空中的收集器将截获这些信号。1959年，格尔森递交了他的《提高信息截获能力的6 点方案》报告，并获得首期1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随后，他便开始了实验工作。
首先，在巴哈马群岛建起了一座信号截获站。它的目标是坐落在1500英里以外的路易斯安纳州什里夫波特市的一个不知内情的电视台（电视台转播的信号是瞄准线）。由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发射的一枚火箭在美国西南部的上空引爆了一颗含氧化铝和硝酸铯的化学炸弹。硝酸铯是一种危险的物质。硝酸铯的使用者受到警告：“不要吸人其粉尘、蒸汽、细雾与气体，不要使其进入眼睛，沾到皮肤和衣服上。一旦吸人，必须马上就医。”可是没有人想到要去提醒炸弹引爆地区的居民。
当有云雾飘到什里夫波特上空时，电视信号便被云雾中粗大的颗粒崩散四射，于是驻扎在巴哈马群岛的国家安全局情报通讯站便能截获电视信号。“实验获得了成功，最终使得在瞄准线以外接收信号成为可能，”格尔森说，“电视信号是通过化学混合物的电离作用产生的电子云进行反射的。接收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
格尔森一边进行着他的实验，一边轻松地考虑下一步要把一件大型的反射器发射到空中，从而使情报通讯站截获苏联的遥测信号。当时，格尔森与一位国家安全局的同事“还对从月球反射的信号进行了估算分析”。他说：“事后还估算了从火星和金星反射的信号。结果令我们大为吃惊：如果存在足够的高接收率的天线，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
后来在60年代初期，五角大楼的远景研究规划局开始为在波多黎各建造规模庞大的阿雷西沃电离层观测站提供资金。一架用来探测地球电离层以及周围空间的科学天线被架放在一个硕大的渗坑上。这个渗坑是摆放这架天线的直径为900 多英尺的抛物面式反射器的绝好基座。反射器的面积保证了天线能大量接收信号。可是因为使用了天然渗坑，天线本身只能被固定在原地。只有悬挂在抛物面形反射器上的900 吨重的天线馈电平台可以移动。
格尔森认为阿雷西沃抛物面式反射器会成功接收漂浮在空中，经由月球反弹回地球的苏联信号。他找到远景研究规划局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提出是否可以让国家安全局进行天线的试验。“赫兹菲尔德明确地对我们说阿雷西沃电离层观测站是完全作为科学和公开的设施得到资助的。绝不能允许它从事机密研究。而且他认为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放肆。”格尔森回忆说。但是赫兹菲尔德后来做了让步。
于是国家安全局以研究月球温度为借口开始使用观测站。
（事实上，远景研究规划局突然给予了国家安全局极大的帮助，甚至愿意为国家安全局在塞舌尔群岛使用核武器。一次，国家安全局在制定从阿雷西沃截获信息方案时，格尔森提到，天线非常理想，而地点却很糟糕。他指出，最好的地点是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远景研究规划局的戈德尔后来找到我，”格尔森说，“提出要在塞舌尔群岛或其他地方为国家安全局建造一个凹形天线。为给天线反射器造一个大坑需要利用核爆炸手段。而且远景研究规划局保证将残余放射线泄露量控制到最小，并且保证为天线建造一个合适的弹坑。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后来由于美苏签订了暂停核实验的协议，实施这项计划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阿雷西沃实验的结果使国家安全局官员大为惊讶。正如所料，机密信号漂浮于空中，从月球弹射回来，返回到地球，像台球落到球桌旁的球袋中一样，进到了地球另一端的阿雷西沃反射器中。“短短的一周以后，”格尔森说，“我们就截获了苏联雷达在北冰洋沿岸的活动信息，”他补充道，“参与此项工作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看到月亮就想起我们的实验。”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还有人在开发以电子手段迷惑苏联卫星的装置。秘密传输到苏联卫星的信号会诱使卫星把信息发送到国家安全局截听员能够接收到的地方。
诱惑装置被放在一个野外情报站。然而，格尔森与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唐纳德。赫。
门泽尔都不赞成此举。门泽尔当时任国家安全局顾问。“我们俩都担心这种做法会成为先例，”格尔森说，“这样做无异于自毁前程，这会不断地对其他卫星形成电子干扰。到了1960年夏末，为了防止哪怕是一次偶然的干扰，这个装置便不再被使用了。”
在纳特。格尔森积极寻求从月球捕捉飘忽不定的苏联信号时，海军研究实验所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与格尔森的做法相异，他们在西弗吉尼亚州秘密寻找雾震重重的山谷。最终他们在人迹罕至、林木葱郁的阿勒格尼山中找到了一个隐秘的绝佳地点：只有42个居民的甜树丛。甜树丛隐藏在彭德尔顿县群山环绕、碧草葱葱的南福克山谷的深处。这是一个静溢的地方，安静至极。1956年，西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为计划安置在此地区的太空射电望远镜营造一个没有无线电波的环境，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在此地区方圆100 英里以内不许有任何电磁波干扰。
在这个远离人烟、群山为屏、没有电子干扰的地方，海军研究实验所开始建造迄今为止最大的窃听器。这是一个让人看了头晕心跳的工程。它将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的可活动的装置：3 万吨钢焊接成的66层高、直径为600 英尺的碗形装置。
它的面积足以容纳两个放在一起的包括看台在内的足球场。与阿雷西沃反射器不同，此装置为了能使其“硕大的耳朵”对准月球，必须像机器人跳芭蕾一样，不断变换方位。因此，它被安放在一个能摆上、摆下、摆向两边，且能在1500英尺长的轨道上旋转360 度的巨大传送装置上。这样，由于它的转动，在地平线以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精确地对准它的“耳朵”。只要月亮一出现，甜树丛的窃听装置就会把苏联的所有机密尽收囊中，无论是其内陆腹地的雷达信号，还是其实验区内的弹道导弹即将燃尽所发出的嘎嘎吱吱的震颤声。
可是当时计算机大得像坦克，而计算能力只相当于现在的数字显示手表。如一位工程师所言，这项工程对数学计算能力的要求“几乎超出人们的理解力”。要把多达13个部件连接到一点上，必须在同一时间解出多达92个不同的算式。这项浩繁的工作，即使由当时最大的商业计算机来完成也有些强其所难。尽管使用IBM704型计算机进行设计工作已历时半年多，但到1961年时，工程进展才只是到了建造旋转轨道和扣钉轴承的程度。由于想出了更富于创新、更为可行的方法，于是就停止了给工程拨款。
国家安全局与海军研究实验所的官员们逐渐认识到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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