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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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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现在和章泯离婚之后，只身离沪，前往延安，投奔胞兄萧三去了。
萧三是毛泽东的密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①一书就是他写的。此书在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九年再版。再版时，萧三在序言中写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①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别十多年后的三十年代末期，复在延安相处六年余，过从颇密。以后在阜平，在平山西柏坡……我备受阳光雨露的哺育。”
终于告别大上海
舆论越来越不利于蓝苹。她的不道德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
蓝苹我行我素，依然跟章泯公开同居，而且在报上放出空气：“悲剧闭幕，喜剧展开。蓝苹章泯，蜜月旅行。”
然而，在影剧界，稍有正义感的人，都对蓝苹的行径嗤之以鼻。
就连演话剧时，蓝苹刚一步上舞台，台下嗡的一声，人们议论纷纷，对她说三道四，剧场秩序顿时乱哄哄的。
电影厂的导演们对这位又做又辣却又没多大本事的演员，也直摇头。
蓝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她而去。
她形单影只，感到空前的孤立。瞻望前景，不寒而栗。她自己毁了自己。
她明白，她已不可能在银幕上或者舞台上成为一颗“红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无法在上海立足，想溜了。
就在这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处于绝望之中的蓝苹，决计离开上海，她筹划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一天，吃过早饭之后，秦桂贞照例来到蓝小姐的亭子间，替她扫地、拖地板。
秦桂贞发觉有点异常，蓝小姐在那里收拾东西。
“蓝小姐，你要搬家？”秦桂贞问道。
“远走高飞！”蓝苹眉飞色舞地说。话刚出口，她立即压低了声音，对秦桂贞说：“阿桂，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替我保密，对谁都不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蓝小姐回山东老家了。”
“还回来吗？”秦桂贞问。
蓝苹摇了摇头。她一边从抽斗里捧出一堆照片，扔进小皮箱，一边对秦桂贞说：“阿桂，你不要扫了，反正我今天就要走了。”
“什么时候走？”
“等天黑了，不声不响地走。”
秦桂贞放下扫把、拖布，拿出刚发的工钱——她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元！
她上街，想给蓝小姐买件纪念品。
她花了两元钱——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本照相册。她想，蓝小姐那么多的照片，需要用照相册贴起来。
当她把照相册送给蓝苹，蓝苹高兴得紧紧搂住秦桂贞，连声说：“阿桂，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
当天晚上，蓝苹吃了秦桂贞端来的蛋炒饭，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悄然拎起那只黑色的皮箱，消失在夜幕之中。
蓝苹在上海神秘地消失了。她的闹剧终于拉上大幕。
蓝苹究竟何往，人们茫然无知。
直至一九三八年元旦，《戏》杂志的《男女明星近况如何》一文，才用几行字报道了蓝苹的行踪：
“蓝苹，平常高谈阔论，思想偏激，今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政府军相同的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蓝苹为之大大兴奋。听说在二个月之前，蓝苹即已离沪赴陕北，希望一见毛泽东，并报名在‘红军大学’念书……”
哦，“希望一见毛泽东”！
第七章 奔赴延安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江青！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黄敬也去了延安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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