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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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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在阳之内，常见不疑，这就是史湘云说的，原来阴阳只是一个气。“阴极变阳，刚柔在内也”，阴极变阳，阳刚来自阴柔，当阳衰极就要变阴。盛衰互为依伏，这种变易，不曾中断过，但由于各种因素，人们很难对它确定一个周期律来，有人创立“幻灭说”，有人创立“否泰说”，有人创立“循环说”。都想理出这种变易的时间表来。“易”就是想从过去的事务，来找寻事务的规律。在周代以前就有人在思索这个问题。
“意念”，必须经过这道工序，融会贯通才能化为意象，经过这种过程的创作，自会出幽、入微、生灵、吐秀，才能突破亲身所历、目之所见——这个自己画就的樊篱。
王夫之认为，有人只守住“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这个不二法门，就是给自己钉了一副铁门限。
曹雪芹开宗明义就宣称，他为亲闻亲见的几位女子作传。其实，这也是故意障人耳目，而在十五回用馒头庵、铁槛寺来点破，明白告诉人们，他有时是假话真说，有时是真话假说，追求的则是寓意。
他的创作思想可以说和王夫之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我们本来无须借王夫之的美学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创作，由于我在过去读书笔记上，顺手记下来一则王夫之的句子，我看引用王夫之的见解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恰到好处。王夫之的几句话，既有风味，也很生动。它把无数飞在高空的鹰隼，一弹击中……
1997年元月钟耀美整理于北京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1997年12月）
曹雪芹和戴震
曹雪芹和戴震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的事实，早已为人们发现，我这里只想作些补充。
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曾说过：“戴震对程朱哲学这种批判，具有启蒙性质。既和黄宗羲的鲜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红楼梦》中的某些思想相通。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等级制度，控诉封建礼教、伦理纲常的压制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向往自由、个性解放等……这些都为曹雪芹的文学巨著和戴震的哲学巨著所共同地憧憬。同时，也正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礼教的黑暗、反动和衰败。
“……《红楼梦》中那许多被这个‘理’所压制，所迫害，所扼杀的年轻生命，不正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证实着戴震的论断吗？曹雪芹以艺术形象的形式控诉封建主义的罪恶，戴震则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同样喊出了反对以理杀人的正义呼声。”
友人寄给我安徽戴震研究者们写的《戴震传略》里面，也曾有过这样的话：“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在反动势力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与他同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我现在试着把曹雪芹和戴震两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来，作个初步的探索。也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会有些可作参考的地方。
一、他们有着同时代的“机括”
在我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同一时代，一位作家、艺术家，以艺术手法创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学家，以逻辑语言组成他正确的理论。当他们把自己创造性的思想揭示给人时，人们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
这个伟大的作家，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义疏证》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儿了，不必多说。不过，我想插入一段旁证，来说明这一点。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也有和曹雪芹类似的遭遇。吴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礼义”这个“神圣法规”的缙绅先生们，却忘记了荆楚的祖先泰伯。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则想建造泰伯祠，用来倡导“礼义”。结果，只是给当地封建地主们出了一次大风头（在吴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丑）。随后，泰伯又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至于他“披荆斩棘”的功业，不过为统治者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开辟了通道而已。但在不懂“礼义”的老百姓身上，却能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质朴的“礼义”来。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
戴震很小就和父亲做过小本生意，因此接触人的面自然会广泛得多，使他能够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势中，休宁出现了工商繁荣的景象，在雍、乾时代又得到更大的发展。瓷、茶、盐三种货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为徽商的主要经营商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画家和文学家。安徽的戏班开始在北京走红，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输送。直到清末民初还有桐城学派牢固的地位和影响呢！
在这里，还须提起一段史实：朱熹这个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刚好是安徽婺源人。戴震则是休宁人。
戴震十岁才会说话，因此在村塾读书的时间必然较晚，稍长又经常随父做小生意，二十岁后，就靠当塾师自力谋生。可见他的知识学问更多的是靠总结社会，刻苦自学得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微末的教师，敢于站起来反对列为“国学”的程朱理学。这绝不是来自他的天才，而是来自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来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曹雪芹和戴震两人的行动本身，就描绘出一种共同特色来。他们都敢于公然反对程朱理学，唯有来自普通人的要求和愿望，对他们才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要从决定时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来。
二、“西来法”和“东来法”的交叉点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对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都曾加以注意。当时的科学，是由一些传教士带来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统的输入。但是，对于这些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戴震却能有意识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
戴震二十岁便运用西人“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二十二岁就作《筹算》，整理中国古代“九章算法”。以后，又写成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可以说，科学实践对他的哲学理论很有影响。
戴震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运用了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戴震写过《七经小记》，他想从语言学、天文、数学、社会政治、地理工程、道德伦理、哲学等许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图系统地提出理论。《七经小记》的计划虽未完成，但戴震这种融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意图和途径，则是很有意义的。
康熙对于西洋的历法和数学是很重视的，他自己就学代数学。“Aigebra”意思是“东来法”，康熙对此常常引以为荣。李煦和曹家，很长时间经办外洋对皇家的贡品，因此，曹雪芹从小也有机会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带“机括”的大玻璃镜、自动报时钟、西洋自行船“模型”、千里镜、洋烟、有立体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画像……也都是得自他亲见亲闻的。据赵岗先生统计，曹寅藏书中有关外国史地的，有十八种之多，内有《东鉴》和《华夷议语》两种。曹雪芹很有可能见过这些书。
但是，曹雪芹是文学家。在接触到外洋事物时，敏感的曹雪芹自会从绘画中的西洋透视法，带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钟表上的花纹图案等等，开阔他对新美学的感受，唤起他对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宝琴口诵的最后两句：“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我觉得就不太像是写西洋女孩儿的口气，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发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历历，也是要纳入曹雪芹的心灵境界以内呢！
在文学方面，吴世昌从“大荒山”、“无稽崖”这些命名的渊源，指出“曹雪芹有没有从当时的传教士那里得知像《天路历程》或《十日谈》这一类的书，那很难说”。我认为曹雪芹看过《新旧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圣经》中写“马大拉的马利亚”身上有魔鬼附体，但经过耶稣感化，使她纯化了。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这从标榜“兰墅阅过”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原来的造型，是否受到《圣经》上有关马大拉的影响似乎也很值得探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启光时代已有鲜明的结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点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写《石头记》花费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书以后，于1766年开始着笔，用十年时间，写了《绪言》一书，写此书的动机，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狂打破儒家中太极图”。写成以后，他对此书重新作了增删。1777年改定后，易名为《孟子字义疏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写作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追求的过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积蓄力量，创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会的墙脚作为最终的目的的。我们说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费了十年心血，可以说是个“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毕生心血，这就不再是什么“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披着“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表面披着“经言”的外衣，骨子里表述自家独特思想。戴震在《疏证》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轻言，疏通证之。”这不是明白告诉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实思想，须在“经言”的特殊解释中才能得到吗？他怕人们“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庄释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对“以神为有天地之本”。戴震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是清醒的。在反对老庄释氏的同时，也反对以礼教为代表的儒家。
我们看到，文学家曹雪芹和哲学家戴震两人之间，有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会利益的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理解，他们企图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们都是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们都舍弃了这条路，却有意地向下层接近。虽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们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贵的。也可以说，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难到北京时，做王安国儿子王念孙的教师。在这以前，还做过《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家的西席。
王念孙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纪昀家可能为时不久，就和纪昀闹翻。纪昀对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纪昀骂戴震是“诽谤清身之士，助长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曾由纪昀作序。纪昀称敦诚的著作“自成一家”。称赞他的为人时说“其亦人杰也哉”。
敦诚在《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谁编昌谷飘残帙，渐说当年沈亚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诚的诗抄录一过，敦诚有感于此，写了以上两句诗。
敦诚赞曹雪芹的诗作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樊篱。”可证他自己也是追寻李贺的诗路的。沈亚之的作品有的已经失传，据说他的诗也是“险崛”的一路，这都和曹雪芹的艺术观点有相近的地方。但纪昀对曹雪芹似没有提及，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对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两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同样都是不同凡响的。据俞平伯统计，《红楼梦》引用《离骚》、《楚辞》的词句有八处之多。
朱熹说，屈原为人“不可以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为训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谈到屈原时说：“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对自己作《屈原赋注》的目的，明白说出，是为了使读《楚辞》的人“明其学，观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这也是为屈原思想作明辩，使屈原的真实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这说明戴震看得多么深远透彻。
《红楼梦》写宝玉在《芙蓉诔》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论点：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认为都是“直烈遭厄”。
在这里戴震的“至纯”的观点，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观点会合为一事。
曹雪芹由于亲闻亲见了许多历史真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执笔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千古至文，从而成为如陈独秀所说的“盖世文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观察世态的总结。戴震写成《疏证》，自觉“乐不可言，吃饭也别有甘味”。文人小说下载因为他体会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则用诗人的笔法写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写书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生存的意义，何等相似！
戴震死后，他的同乡姚鼐骂他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锦庄、戴东原（震），卒皆身灭祠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也曾诅咒曹雪芹说：“唯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说：“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是书撰之果报矣。”
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绝祠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俩触动封建社会何等深广，使卫道之士对他俩发出了同样的诅咒声音来！仇者的可笑可怜，只能证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伟大这一历史事实。
他们死后受到如此诅咒，生前当然也不会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议起用戴震和钱大昕负责刊正韵书，都被乾隆驳回。乾隆还下谕禁止戴震讲学。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戴震的友人钱大昕说：“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汪中也说，戴震“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里面居然没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辉，正与时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单就“性才一本”这一点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与戴震都是相近的。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了。
戴震青年时，曾就学于大商人汪梧风的“不速园”，幼年随父做过小商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动，出入于徽州、南京、宁波、扬州、太原、北京一带。他的游踪几乎也有和曹雪芹游踪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们两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观点，和那时代兴起的市民阶层适应，也是毫不足奇了。
综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虽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时候，却表现出某种相同的思想特征来。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时代空气，有着相应的时代振幅。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在向纵深探求的同时，向横阔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正如我们读《十日谈》或《源氏物语》时，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关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作些发掘，就会使薄伽丘和紫式部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1982年6月于北京
（原载《江淮学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
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曹雪芹生活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正在冲击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斗争因之也非常激烈。康熙开创博学鸿词科，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大兴“文字狱”，对凡有“华夷之辨”的思想的人都要加以镇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到了乾隆时代，一批御用文人，大肆吹嘘什么圣朝盛世，也掩盖不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来镇压束缚人民思想的同时，反映新兴社会力量的思想家戴震等人，猛烈批判程朱的反动理学，光辉地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戴震同时代的曹雪芹，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用假语村言来创作小说，对程朱理学进行抨击，表达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个问题过去很少被人触及。因为，研究曹雪芹思想的人，都感到他留下的东西太少了。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思想家、世界文豪，只给我们留下一部未写完的《红楼梦》，再就是一点儿零星的东西了。
曹雪芹是个作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用哲学术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只能是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而其他如书信论文一类的作品，我们又无从获得了。因此，在贾雨村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发的一通议论，比较明显地涉及到哲学内容，就更容易惹人注意。一则认为他是假语村言，二则认为他是替宝玉说话。因之，企图在他的这通议论中寻找曹雪芹哲学思想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贾雨村在曹雪芹的笔下是个下流人物，是个儒子和黠吏的典型。《红楼梦》里罪恶重大的情节几乎都与他牵挂着。
贾雨村通体发散着封建时代的腐朽臭气，对贾家的事，他以为“若非读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禅之力者，不能知也”。曹雪芹反对孔孟之书，反对致良知之功，不信仙释，怎么会容许用这把烂钥匙来开他的思想之门呢！
《红楼梦》（第一回），回目是“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贾雨村是主词，各种版本都如此，独甲戌本无“贾雨村”三字。有人认为是“漏抄”，我则认为未写“贾雨村”三字，正可证明甲戌本更接近原稿，因彼时曹雪芹对主词还在斟酌，没有定稿呢。
曹雪芹的哲学思想应该说是表现在第三十一回“侍儿论阴阳”，湘云和翠缕的对话中。一般都把回目写为“伏白首双星”，而《乾隆抄本百甘回〈红楼梦〉稿》2，则作“侍儿论阴阳”（本文引文以此本底稿为准）。这个回目没有宿命论的味道。《红楼梦》对翠缕着墨不多，未给她独特的情节，她给读者的印象不深。如果没有这段论阴阳的对话，对全书似乎也无甚影响。其实不然，这才是作者的题眼所在。因为，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和贾雨村的论点针锋相对的。
现在，试从以下的探讨中来寻取印证。
先证元气一元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3
每当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的历史转折点的时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就特别尖锐。乾隆尽力推崇朱熹用理学来束缚人民的功绩。代表进步力量的戴震起来，则痛斥程朱“以理杀人”。他说：“欲，其物；理，其则也。”针对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谬论，提出气在理先的理论。认为天地是物质生生不息地运动着；道的实质是气化状态的阴阳相互作用；理是物质运动的法则。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的观点。
曹雪芹和戴震同时，两人相互辉映，一个是伟大的文学家，一个是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他们时代思想的动力则是相同的。
曹雪芹借湘云口中说出：“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是阴，阴尽了就是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湘云是个识字的，怎么会说出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呢！这就表明曹雪芹认为阴阳是一个气的两个方面。和呼吸一样，和雷电一样，没有呼也没有吸，没有电也没有雷。
缕儿又问阴阳是什么样儿，湘云告她这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罢了。
这才是曹雪芹的根本思想，他是元气一元论者，是元气本体论者。这是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认为阴阳实质上是一个气，是物质相互运动的关系的表象。
湘云口无遮拦，又不大受旧理教的束缚，翠缕是个不懂世故的孩子，曹雪芹选择她俩来论阴阳是最合适不过的。正如老子好以婴儿来打比一般。在这元气一元论上，就确立了曹雪芹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理学家朱熹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分歧。
在两千年前，孔丘说唯上智下愚不能改，可以说是气禀论的发端。韩愈首倡品类不齐论，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说是与生俱生的。周敦颐认为无极生太极，五行之生，各主一性，人得其秀最灵，五行感动而分善恶。程颢给他作注解，说，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气禀论从此就有了规模了。程颐又加以发挥，论气有清浊，禀清气者为贤，禀浊气者为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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