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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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神仙、回归本源也应当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样，道教的“神仙论”同样获得了理论上的基础。秦汉思想家通过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源而建立起来的宇宙本源论—宇宙生成论，在为万物确立其存在的最终根源，将万物纳入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系统方面，的确比先秦大多数思想家来得深刻。　但是，由于这种宇宙本源论给出的本源是外在于万物并从万物之先、之上来规定万物的性质、样式和发展规律的，它本身就必然被神秘化、绝对化为一个不生不灭、妙应无方的至上实体。　依照这一理论，万物的性质、特点和生灭变化不能由它本身予以说明，而只能通过对本源的回溯与回归才能获得完满的解释。　这样，无论秦汉宇宙本

　　　　①《太平经合校》，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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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９１

　　　　源论具有多少合理性，它走向神学和道教在其理论上都是必然的。　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推崇，这一演变过程就更为迅速。秦汉宇宙本源论造成的这种理论困境和现实迷误，在汉代就有古文经学派如王充（公元２７—９６年）等人起来反对。王充试图以其“效验论”突破秦汉宇宙本源论的局限，但是，由于他本人在思维方式上没有突破宇宙本源论的框架，致使他在反对《易传》、董仲舒和道教随意运用同类通感的观点解释事物的存在与变化时，也不能从具体事物本身探讨其存在的根据，并认识其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而只能将这一切诉诸于外在于事物的、不可捉摸的偶然因素，从而陷入了命定论。　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将外在于事物的至高无上的本源内置于事物自身。在贬斥儒家伦理道德和谶纬神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魏晋玄学做到了这一步。　魏晋玄学从一开始就突破了秦汉宇宙本源论的思维框架。　一般认为，魏晋玄学始于何晏（公元１９３？—２４９年）与王弼（公元２２６—２４９年）的“贵无”论。“贵无”论虽然也主张万物由“无”而存在，但是，它与秦汉宇宙本源论却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贵无”论已不像秦汉时宇宙本源论那样，将本源置于万物之先、之上的位置，使它变成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并能主宰和支配万物的至上实体（无论这实体是“道”

　　　　、“太极”还是“气”）

　　　　，而是将万物存在的根据放置于万物自身之内，使它变成一个从事物内部给事物以规定性的内在依据或本体，它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也变成了“体”与“用”

　　　　、“本”与“末”的关系。　王弼所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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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１中国哲学初步

　　　　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①与“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②等论说所申述的就是这种思想。　这种从万物自身内部寻找其存在根据的理论就是本体论（或本质论）。

　　　　这种理论克服了秦汉宇宙本源论产生的理论困难：既然生成、主宰万物的本源已不复存在，那么，秦汉宇宙本源论所导致的那种宗教与神学就失去了基础与前提；既然万物只能在自身内获得规定性，那么，就没有什么决定事物本质、特性的神秘莫测的偶然因素。　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出现，实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次大飞跃。但是，这不等于说何晏、王弼的“贵无”论没有理论缺陷。　虽然“贵无”论实现了本体论的转向，但它并不能正确地对待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本体（本质）与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它在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同时，又极力贬低和剥落后者的意义、作用而抬高和提升前者的地位，甚至达到了“得鱼忘筌”

　　　　、“得意忘象”的地步。　这样，“贵无”

　　　　论就很容易走向佛教般若学，因为它们两者在如下几方面都具有一致性：“贵无”

　　　　论的本体“道”

　　　　被极端地抽象化、绝对化以后，就成了毫无规定性的、空洞的“无”

　　　　，而按当时人们对般若学的理解，作为绝对实体的真如也是超绝形象的“空”

　　　　、“无”

　　　　；“贵无”论的本体“无”与般若学的实体真如一样都是不生不灭、常住不变的；“贵无”论的本体“无”与般若学的实体真如都必须在否弃经验世界的基础上才能体认。

　　　　①《周易复卦彖传注》，见《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两汉—隋唐篇）

　　　　第３２２页。②《周易略例明彖》，见上引书，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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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１２１

　　　　事实上，般若学在魏晋之际得以流行，甚至发展出了“本无”一宗，也的确大大得力于玄学“贵无”论准备的理论土壤，许多般若学家就是直接用玄学“贵无论”的本体“无”来理解、解释“真如”这一实体的。何晏、王弼以后，魏晋玄学本体论演变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形态——郭象（公元２５２—３１２年）的“万有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可以走向佛教般若学，也可以走向“万有独化”论，因为既然万事万物不能从先天的、外在的最高本源而只能从其自身获得本质规定，那么，所谓一般的、抽象的本体、原则等等就失去了意义，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万事万物自身。　郭象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通过将具体事物升格为本体而形成其“万有独化”论的。与何王不同，郭象认为“无”不能生“有”

　　　　，“有”是“块然自生”的；同时，这种“自得而生”

　　　　①的“有”又是“独化于玄冥之境”

　　　　②的，也就是说，“有”

　　　　是独自变化发展的。这样，“有”就具有“自有”

　　　　、“自得”

　　　　、“自本”

　　　　、“自因”

　　　　、“自化”等等特点。　显然，郭象在这里旨在说明：每一个体（包括人）都是体用一如的绝对实体，认识了个体同时也就认识了本体，不必通过对个体的抽象、概括和超越而实现这一目的；作为个体内在根据的本体只存在于每一个绝对的个体之中而不存在于别的地方，个体就是本体自足完满的体现。

　　　　①《庄子。　大宗师注》②《庄子。　齐物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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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中国哲学初步

　　　　可以看出，郭象的“万有独化”论通过高扬个体而弥补了何王“贵无”论的“重本轻末”

　　　　、“重体轻用”等理论上的不足。　但是，由于没有联系（“万有”之间是各自孤立的）和发展（同一“有”的后一状态与前一状态毫无因果关连，它们都是“独化”的）的观点，对于个体的绝对化并不能使郭象走上新的理论维度，而只是将玄学推向了绝境——人对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无话可说了。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郭象的“万有独化”论却导致了佛教高潮的到来。魏晋时代的般若学无论多么精妙，但它把真如置于彼岸世界，认为众生只有通过累世修行才能证得“真如”

　　　　、进入“涅槃”

　　　　，获得解脱。　这无论如何也会挫伤很多人念佛修行的积极性。　加上成佛的前提——灵魂不灭说也仅仅是一个理论预设，并且不断受到人们的攻击与驳斥，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死后能否成佛的怀疑。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名僧竺道生（？—公元４３４年）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涅槃佛性”学说。　他把处于彼岸世界的“真如佛性”内置于众生心中，倡“一切众生本有佛性”

　　　　、“一切众生莫不是佛”

　　　　①，众生只要体认到自身本有佛性，即证得了涅槃。　道生的佛学理论解决了众生能否成佛的问题，带来了佛教发展的高潮。　这种一切众生（包括十恶不赦的“一阐提人”）悉有佛性和当下顿悟成佛的理论，在当时一度还找不到佛典上的依据。　显然，道生在理论上似乎主要得力于郭象的“万有独化”论：郭象主张每一个体都是体用相即、体用一如的，这

　　　　①《注维摩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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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３２１

　　　　种思想只要稍加改造就能变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槃佛性说；郭象认为人们只要“纵心直往”

　　　　，就能与绝对本体“有”

　　　　“冥然契合”

　　　　，这实际上就是“顿悟成佛”

　　　　的另一种说法。显然，如果说佛教的“般若学”与玄学“贵无”论相契合的话，那么，佛教的“佛性论”则与玄学“贵有”论也是相承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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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中国哲学初步

　　　　易学

　　　　《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这《经》、《传》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可谓众说纷纭。　我们这里把《周易》全书放置在秦汉之际予以评价，是因为成书的《周易》自秦汉以后才产生巨大影响。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经》所呈现的对宇宙世界的极其辩证的看法，可以说至今仍为世人所注目。　它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模式。　至于《传》，它借阐发《经》而开出的宇宙生成论，甚至奠定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基础。

　　　　《易经》蕴含的朴素辩证观

　　　　就《易经》的性质来说，它首先是一部占筮用书，正因为如此，才使它几千年来一直为一层神秘之雾所笼罩，并为卜卦算命者所膜拜。但是，如果我们廓清《易经》的迷雾，透过其神秘的卜辞的外壳，深入到《易经》内部，我们就会发现，《易经》却又是一部表现殷周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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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５２１

　　　　献。　从哲学角度来看，《易经》中包含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又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天人关系的素朴认识。《易经》中所包含的这些朴素认识，对后来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易经》中包含有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阴阳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用以解释说明矛盾现象的最基本的范畴。《易经》卦、爻辞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阴阳概念，但是，阴阳矛盾对立的思想实已含蕴其中。《易经》是以“—”

　　　　和“－－”两个基本符号重叠变化而构成为卦象的。“—”和“－－”两个符号最初可能是奇、偶数的表征，但在成书的《周易》中，它显然已经体现为矛盾对立的阴阳两极。　由这两个符号重叠变化延伸出八卦、六十四卦，无疑也使八卦、六十四卦构成为一个两两组合的有机的对立统一系统。例如，八卦就是由乾与坤、坎与离、震与巽、艮与兑构成的四个对偶卦组。　而从它们的卦象以及其各代表的基本物象、卦德等方面来看，无不表现了两两对立的特性。　以乾与坤为例，其卦象分别由三个阳爻（）和三个阴爻（）组成，代表纯阳B和纯阴，体现了对立统一关系。　从乾与坤所代表的物象的性质来看，乾为天，坤为地；乾为父，坤为母；乾主刚，坤主柔。　天地、父母、刚柔也体现了对立统一关系。　而由八卦推衍出的六十四卦，同样体现了这种关系。　以否与泰为例，两卦卦象分别是和。　否卦是乾在上、坤在下，表征阳气上B升阴气下降，二者不相交合，故谓之否。　泰卦是乾在下、坤在上，表征阴气已达其顶点，阳气作为潜在的力量逐渐增大以取代阴气。　这一卦是正常的，它显示了阴阳相互交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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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１中国哲学初步

　　　　气畅通，故谓之泰。　从《易传。　彖传》对此的解释上我们亦可得到佐证。《彖传》说：否“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泰“小往大来，吉，享，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

　　　　但否与泰的对立又不是绝对的，两者对立中又存在着统一。《易传。　序卦》中指出：“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这说明泰与否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总之，《易经》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无论是卦象、卦意，还是其所代表的物象，无不蕴含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的萌芽。其次，《易经》中包含有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思想。《易经》的作者观物取象，以“易”字命其书名，正是取其变化之意。《周易参同契》说：“日月为易，刚柔相当。”这说明，《易经》作者已经从日月盈亏、寒暑消长、四季迭替的自然现象中猜测到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性。《易经》开篇的《乾卦》中，作者就以“龙”为象征，表达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状况：“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经》作者通过“龙”从“潜”

　　　　、“见”到“跃”

　　　　、“飞”的变化，喻出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隐到显，由弱小到强大的发展过程。《易经》作者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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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７２１

　　　　的逐渐上升的过程。　例如《艮》卦就以人体的不同部位来比喻说明这一点：“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艮其限，列其寅，厉熏心。”

　　　　“艮其身，无咎。”

　　　　“艮其脯，言有序，悔亡。”

　　　　“敦艮，吉。”

　　　　“艮”有极端注意之意。　“趾”是脚趾；“腓”是小腿肚；“限”是腰胯；“辅”是腮或头。《易经》作者以人的身体为喻，要人们密切注意事物的自下而上的变化情况而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以达到“吉”的效果。　这就直观地揭示了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再次，《易经》中还包含有发展变化是由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所引起的思想。在《乾》卦中，“龙”由潜于水底到飞跃在天，表明事物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而达到了顶点，再往前发展，必然要走向其反面，因此出现“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的结局。　这是说，“龙”飞至顶点，必然有所忧悔。　作者以此说明“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即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自身的限制，而向其反面转化。　这也就是“物极必反”。

　　　　《易经》作者还通过阴阳剥复的规律来形象地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　阴剥则阳复，但是，阴长到一定程度便又向其反面转化，这时又变为阳剥阴复。　比如一年中的四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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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１中国哲学初步

　　　　正体现了阴剥阳复的规律性。《易经》作者又看到这种阴剥阳复的转化有其周期性。《复卦》爻辞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这说明，《易经》作者试图在复杂多变的矛盾运动中探求和掌握事物阴阳剥复转化的周期和规律。　不仅如此，《易经》作者还进一步提出“无平下陂，无往不复”

　　　　（《泰卦》）的论断，把矛盾转化、物极必反认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可见，《易经》中这些关于矛盾对立面转化的思想虽然是非常朴素和直观的，并且带有某种神秘性，但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我们的先人试图从自然现象和社会变革的复杂矛盾运动中探索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努力却是十分可贵的。　这些辩证思维的萌芽对于形成后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最后，《易经》中还包含有对主客观辩证关系的某些粗浅认识和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萌芽。《易经》作为一部占筮用书，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吉凶祸福、利咎否泰的问题。　上文我们曾看到，《易经》作者在占筮实践中初步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及其对立面相互转化、“物极必反”

　　　　的规律性。但是，他们对待占筮的结果，并不主张消极地坐以待毙，而是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　例如《履》封中，以人与老虎相遇可能出现的后果为例，形象地说明了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作用。“履虎尾，不咥人，亨。”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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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９２１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眇能视，破能履”

　　　　，是瞎了一只眼还自以为能视，瘸了一条腿还自以为能走的意思。　比喻对客观事物不作具体的分析而刚愎自用。　在这种情况下，踩到虎尾上必为虎所伤。“愬愬”

　　　　即恐惧的意思。　清代焦循在解释这一卦时说：“居之以礼，行之以恭，恐惧戒惧如履虎尾，终必吉也。”

　　　　即人正处虎尾之地，如果能执礼谦恭，以柔顺对强暴，小心戒慎，就不会为虎所伤而得到“吉”的结果。　显然上述两种情况都与人的主观努力有很大关系。综上所述，《易经》虽然是一部占筮书，书中充满了大量的神秘的东西，其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易经》作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从自然现象和社会变革的客观现实出发，力图用辩证的观点去解释和说明宇宙万物的生生变化，这一努力是可贵的，而其中提出的带有明显的辩证法特色的思想萌芽对后来哲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迄今为止，《易经》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文献。

　　　　《易传》开出的宇宙生成论

　　　　《易传》又称《易大传》，由《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以及《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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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１中国哲学初步

　　　　篇构成，又称“十翼”。这十篇文章主要是后人为阐释和发挥《易经》蕴含的思想而写成的。《易传》虽然是对《周易》的解说，但它本身并没有拘泥于《周易》古意，而是在解说过程中，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关于宇宙人生的创造性见解。尽管《易传》为多人撰写，但十篇文章的观点前后基本一致，构成了一个关于自然、社会和人事的宏阔体系，其思想深度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水平。　特别是《易传》开出的宇宙生成论，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易传》继承并改造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①的宇宙生成模式中的根本范畴“道”重新还原为“物”或“太极”这些实体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我们知道，先秦哲学中，是老子最先也最深刻地从本体论上探讨宇宙万物的本源问题。　老子否定了人格化的“天”

　　　　、“帝”

　　　　创造万物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代之以抽象的精神性实体“道”

　　　　，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派生者。　老子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②这里开列的就是“道—有—万物”的图式。“道”是最高实体，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就是“无”

　　　　，是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的由老子主观赋予的一种绝对精神。　老子认为，从绝对的精神性的空虚中首先产生了混沌未分的元气，

　　　　①《老子。　四十二章》②《老子。　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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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１３１

　　　　然后再分化为阴阳二气，再后才产生天地万物。　如果撇开“道生一”不谈，那么老子所认为的由“一”

　　　　（元气）化生出万物的生成顺序当是可取的。　问题就出在老子在“一”（元气）之前又增加一个派生者——虚空的“道”

　　　　，这就不能不使其宇宙生成论陷入神秘主义。《易传》作者似乎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建构其宇宙生成论时，首先将这个精神性的“道”还原为物和物质性的太极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易传》称：“一阴一阳之谓道。”

　　　　①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

　　　　②

　　　　显见，《易传》这里的“道”已不是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而是物质性的阴阳之气交感变化的规律，也是社会人伦的原则；“道”

　　　　绝不是离开阴阳二气而独立存在的，它就在于阴阳二气之中，体现为阴阳二气在未成具体器物之前的变化法则。《易传》从把道看作物质性的太极、阴阳的变化法则的原则出发，建构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宇宙生成论。　它把物质性的“太极”作为最高范畴，提出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宇宙生成模式。“太极”在《易传》里显然是指天地未分的纯和之气。　唐

　　　　①《系辞上》②《说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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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中国哲学初步

　　　　代的孔颖达认为，“太极为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

　　　　①

　　　　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易传》还认为，“太极”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的，故称：“易有太极”。就是说，“太极”的本性是“易”

　　　　，即变易，变化。“生生之谓易”

　　　　，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正是由最原始的醇和之气“太极”开始的。　由于“太极”内部的变易而从中生化出“两仪”即天地，由天地的运动变化而形成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　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