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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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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三维世界倾斜入二维时空,所有的事物都毁灭成一幅画。想象力是科学的先知。《三体》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缺点是人物的塑造过于苍白。比起我的《海底两万里》、 《神秘岛》,写人的方面还差一大截啊。”

最佳抒情传记奖:授予韩松落的《怒河春醒》。请颁奖嘉宾萧红上台。萧:“小韩这本书,让我想起自己多年前写的《呼兰河传》,是普通人、小人物的传记,以邻居、妈妈、朋友为线索,写他从新疆到兰州,万里关山,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此刻,跟着时代千回百转。小韩的笔触奇特,像《七种武器》里的离别钩,你觉得他看似文弱,不会武功,可是在《怒河春醒》里他出手了,文字要人命。梦见妈妈从坟墓里爬出来,惨烈得令人战栗。我能有这样的传人,感到很欣慰。”

诗意盎然奖:颁给安徽诗人陈先发的《写碑之心》。请颁奖嘉宾海子上台。海:“陈先发是我的老乡,是在我之后,安徽最优秀的诗人。相比我那些强光耀目的浪漫文字,陈先发的诗有一种古玉的钝光,绵长内敛。《写碑之心》里面的好诗如云。下面我要给大家念上一段——在狱中我愉快地练习倒立。我倒立,群山随之倒立/铁栅间狱卒的脸晃动/远处的猛虎/也不得不倒立。”

这时,苍山上下来了一阵狂风,满山落叶“哗哗哗”地鼓掌,大会被迫胜利闭幕。主持人周云蓬结语:走得再远,也是困守在自己的监狱里。只有好书能为我们提供越狱的机会。

行走的山楂树

——《像艳遇一样忧伤》序

小钟是一棵植物,所以,他显得比我们都年轻。他的歌里充满了四季的韵律,春华秋实的气味。有时,他看起来马上就老了,可东风一夜,他就又重新年轻起来。

“爱情不会老去”,我考证他应该是棵山楂树。山楂树下,总有两个姑娘,到底哪个更可爱,树也不知道。

一棵树心情好了,就繁殖成了一座花园。小钟就带着他的花园唱起歌,上路了。

前方的路程长又长。花园里来了孩子、少女、母亲们,还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洛尔迦、麦田里飞来的乌鸦、善良的白蛇娘娘。只有小钟是真实的人,其他的都是梦境、倒影、幻象。等这个花园关门的时候,最终只剩下一个钟立风。

钟立风是浙江丽水人,少年时,在杭州短暂地逗留,后来北上京城,在唱片公司打工,有一天,接待一操着邯郸口音的歌手,那就是后来的万晓利。晓利问:“我能签约吗?”小钟说:“我排了几年都还没戏呢。”在民谣酒吧驻唱,遇到新人小河,小钟作为老前辈,拍着小河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干,这里姑娘多的是。”后来,他自我流放,去青海牧羊,青海大草原的风涤荡了他的胸怀。回京后组建“博尔赫斯”乐队,签麦田,出唱片,开始了新的音乐旅程。

他是校园民谣走向新民谣的桥梁,承上启下,不卑不亢。他的朋友里有老狼,民谣界的泰山北斗;有小河,通向未来世界的急先锋。如果老狼是班长,那么小钟就是民谣班的文艺委员。他爱电影,爱小说,奇幻的故事令他沉醉。他爱旅行,主要是为了邂逅艳遇,往往求之不得,所以称为忧伤的艳遇。周云蓬的歌迷多是教师、法官、工程师、政协委员、厨师、仓库管理员,人到中年者为多。小钟的歌迷,多为老周歌迷的女儿们,从初二到大四上学期的女生不等,且戴眼镜的占多数。

小钟有个小说讲了一个盲人驾驶员的故事,说的就是我,他既然信任我为新书作序,那我就闭上眼睛,启程了。身后是李皖老师的序和主角小钟的文字,掉沟里,可别怨我。朋友们,让我们上路吧,向着畅销书的康庄大道前进。

想念一条倒淌河

前一阵,网上有帖子,说歌手张浅潜在成都某酒吧只唱了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场。帖子挺火,跟帖的人大多表示不满,并指出自己曾有与她类似的遭遇:演出迟到、不在状态等等。其实国内很多大音乐节邀请歌手时,都有一个潜在的黑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人,不是唱得不好,而是不好驾驭,属于个性歌手。据我所知,其中就有张浅潜的大名。

我跟她同台演出过好多次,有时候,她也会唱很多,比如2005年的深圳民谣音乐节,每个歌手限定三首歌,但张浅潜那天发挥得好,观众掌声不断,她就多唱了好几首,气得主办者张晓舟在台下直蹦。

张浅潜,比起我们现今活跃在前线的民谣人来讲,算是老前辈了。她1996年签约红星音乐,2000年获MTV最佳摇滚女歌手奖、最佳编曲奖。她同代的音乐人,张亚东、许巍、郑钧,早已占据了娱乐业的各个制高点,凡人难得一睹真容,出场费也是大数字的。时代的动车飞速向前,留下一个张浅潜,被撇在我们这个靠演出为生的民谣新军里,还有日趋没落之势,实在让人扼腕。

张浅潜给我们贡献过那么多好歌,比如她经典的《倒淌河》,我认为是最好的民谣歌曲之一。还有她那张专辑《灵魂出窍》,我称其为“破碎虚空”之作。可她的境遇却越来越糟糕,二十世纪,她还徘徊在北京东三环的团结湖;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退居至东五环外的高碑店的平房里,而且备受房东刁难。一次演出完聚餐,快结束时,听她发愁,说晚上回家,那一带很荒凉,路太黑,想找个网吧坐一夜,早上再回去。

她的境遇窘迫,我想,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唱片公司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那时有经纪人、制作人、企宣,歌手什么也不用操心,甚至有人可以帮你背着琴。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是个单打独斗的时代,歌手不但要能唱歌,而且也要会谈判,会调音,会算账,还得自己写文案。她的个性显然不适应这种“十项全能”式的竞赛规则。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时代留那么一两个有个性的歌手?当我们听她唱片的时候,我们享受了一个艺术家能给出的最好的果实,这个果实是由她的个性、她张扬的性情、她充满悖论的感觉生出来的,也包括她不谙世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往往会奢望又能吃到奇特的果子,又能看到一个四方周全、八面玲珑的人,岂知这是不可能的。

张浅潜的问题是,她的音乐做得非常好,但她不会经营自己。2011年她一月份有个巡演,二十天她安排了十场演出,有时候三天要跑三个城市,这需要很强悍的神经和体力。像我这种流浪歌手出身的人,都觉得吃力。所以造成了巡演状态不好,每一场观众不是很多,演下来还要赔钱,而且还招骂。

在我们的时代,音乐界的一个共识就是:唱片不好卖,但歌手还能通过现场演出活下去。然而,唱片中表达音乐的细腻、精雕细琢的多层次是现场无法替代的,而且有些人更适合坐在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在唱片上绣花。

还是希望有个唱片公司或者经纪人来帮她策划好的演出,帮她维护唱片的版权,让她即使演出少,也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继续做音乐。希望歌迷或媒体不要过于苛责她,给这个时代保留些许孩子气、神经质、浪漫主义。就像我们大地上所有的河都向东流,但也允许一条倒淌河独自向西。

特立独行的汽笛

最近“特立独行”这个老词从汉语海洋中一跃而出。它展翅摇翎飞向十四年前的王小波,那里有一头猪趴在房顶上,拉响汽笛,劳动的人们将错就错,欢天喜地地提前收工。王小波和他的猪兄一样反对被限制的生活,他们长出獠牙,冲破围剿,逃入山林,留下我们这些规矩人,老老实实地进入了《白银时代》。

我们生活在他的某部小说里,情节甚至比他的原著更引人入胜。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该有多幸运。你不需要采用西方的那些象征、超现实、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只是白描似的呈现就足够了。据我所知,别的时代的艺术家都巴望着穿越到我们这里来。

守着这样的好茅坑,视野之内,竟然再没出现小波似的作家,可见,他有多珍贵。

在我心里,王小波是一百年来文坛第一牛人。他身上兼有鲁迅的批判幽默和胡适的宽容自由主义。他是从唐朝移植过来的梧桐树,大概因为唐朝人要修地铁,由于水土不服,过早地夭折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笔下的男人,都住在我们这个时代,女人则清一色全是从大唐带来的。陈清扬、杨素瑶、小舅妈、小转铃、线条,那都是公孙大娘、鱼玄机、薛涛等人友情客串的。

就连那头猪,也是见过李白的牛猪,要不怎么会如此特立独行呢?看到网上,当初有个电视台主持人采访他,问:“你的小说里的爱情为什么没有诗意?”他大概以为诗意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几度夕阳红,我仿佛听到整个唐朝都大笑起来。白银时代到底有多久呢?我们还活在他的《2010》里,盼望着有生之年能进入他另外的小说,如《红拂夜奔》,哪怕是《寻找无双》。

如果人生苦短赶不上,那我也希望特立独行的豹子一样迅捷的猪兄回来一次,趴在我们的屋顶上,为我们苦闷的日子拉响汽笛,让房奴们、车奴们以及啥啥奴们能卸下生活的重担,在春天的小河边洗个澡,唱着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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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的一天

到无锡演出,去探访阿炳故居,一间房子,家徒四壁,摆放着一双雨鞋和一张木板床。1950年12月4日,阿炳死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外间是他的纪念馆,可以通过耳机听他当年的原始录音,《二泉映月》细若游丝,颤颤巍巍,从历史的深处飘来,伴随着杂音,就像江南的梅雨敲窗。

我想象阿炳的一天:早上,照常是要睡懒觉的。等到太阳晒到床上,抽两口烟,起床。先到家门口的“三万昌茶馆”坐一坐,听茶客们谈天说地,是否有啥新鲜事。就像我早上上微博一样。然后到“三万昌茶馆”门前的小广场上,开始一天的工作:拉二胡,唱新闻,唱无锡的哪个财主又霸占了一个丫鬟、日本人又干啥坏事了等等。如果挣到了钱,就来一盘蚌肉炒大蒜,再来斤黄酒,借着酒劲睡个下午觉。黄昏时,收拾行头——琵琶、二胡、歌单,跟媳妇董彩娣出门。路过公花园,那里的茶楼正在唱锡剧,很多老人在那儿骂政府。再向前走,出光复门(现在成了无锡的一环路解放大道),城外要比城里凉爽很多,路旁种满香樟树,阿炳一路走一路闻,等到香樟树的味道淡些了,就听到隐隐约约的闹市声。那是无锡最繁华的地带,毗邻火车站,戏楼、茶楼、客栈、妓院、饭馆、电影院,一家挨着一家。

快到“中国饭店”的时候,开始有老主顾招呼他了:“阿炳,来一段。今天我有朋友从上海来。”阿炳就拿出折子:二胡拉一曲两角,弹一曲琵琶五角;普通曲目两角,荤曲儿加价。阿炳先弹了段《昭君出塞》,客人是个跑买卖的,听不大进去。他又来了段《小寡妇上坟》。

拿到钱,阿炳继续往前走。过了大洋桥,就到了泰山饭店。他在路边摆个场子,施展他的平生绝技,从《二泉映月》到《听松》,再用胡琴模仿猫叫狗叫,老鹰抓小鸡,唧唧咯咯,弓弦穿梭处,世间百态,活灵活现。演出间歇,阿炳一摇钱罐子,很生气,钱不多。于是曲风一转,开始骂人……骂完了,气消,跟媳妇回家。城门已经关上了,但城上的日本兵是阿炳的忠实粉丝,一听胡琴声,赶快开门放行。

几十年前无锡的夜晚,灯火稀疏,万籁俱寂,阿炳拉着胡琴,一路走回家。那些半梦半醒的人,听到胡琴声,就知道阿炳下班了,翻个身,继续做他们的旧梦。

痴心不改,民营书店

每个城市都会有那么一两家品位良好,肃静近于冷清的独立书店。他们在卖什么?前有新华书店拦路,后有网络打折追杀,所有书香浮动月黄昏的小书店的背后,都伫立着一个默默赔钱的书痴老板。

1995年我到北京,北大东门外有个书铺街,那时摇篮中的万圣书园坐落于此。一个小小的门市,卖着高深的学术著作,对面还有一个卖打折旧书的分店。约文艺青年见面时,经常会在BB机上留言:万圣见。后来这条街被建设成了车流滚滚的四环。多亏北京这么一大块光怪陆离的文化土壤,万圣并没倒闭,而且成了京城文化的一个地标。

我四川的朋友,书痴宋杰,梦想着在成都建一个万圣一样的地标。每一次见他,他话里话外重复率最高的就是“地标、地标”,前年我去成都,他终于在宽巷子附近开了一家“象形书坊”,整天高高兴兴地坐在书架旁,没人也高兴,有人更高兴。如果你买的书特别合他的胃口,他还会请你吃水果、喝饮料。现场见一女士选书,库存无货,宋杰急忙打电话,让同城的另一家书店赶紧送过来,快递费由他支付。痴心如此。

我青岛的老友张亚林,爱喝扎啤吃蛤蜊。他在青岛大学对面开了一间“学苑书店”,房租很高,但他说,这辈子就喜欢干这个。他不管晚上喝了多大的酒,总会一大早起来,洒扫庭院,准时开业。搬把躺椅,坐在书店前,喝茶下棋。他还有个臭毛病,无论到哪个城市,看人街边的门市房敞亮,就会提议:这个适合开书店,什么时候我来开个分店。然后就指手画脚,不顾人白眼,规划何处摆书架云云。

绍兴蔡老师,热爱五四文化,开了一家“新青年书店”,理想是“不赔钱就算成功”。他有时进了一些好书,怕被买光了,自己还要藏起来一本。

深圳的阿飞,本来是开酒吧的,如今弃暗投明,开了间“旧天堂书店”,由于夫人魏籽是个大设计师,书店设计得像一个美轮美奂的梦。阿飞是个大胖子,但建设书店,日以继夜,夫妻熬了两个月,竟然减肥十几斤。别的书店主打是励志、教辅,他们的招牌菜却是诗集、黑胶唱片。除了卖书之外,还开辟一个玻璃屋顶的小院,作为咖啡屋。前不久,我和诗人廖伟棠在此做了一个诗歌与音乐的演出。接下来还有台湾“大大树”的钟适芳的讲座。

亲切的民营书店越来越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讲坛,我相信它们应该是岳麓、嵩山等书院一脉相承的好子孙。好书若有知,摆在这里,也会觉得幸福。这是它真正的家,来买它的都是亲人。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周治平

2011年6月18日,上海大雨,我参加了金桥“民谣在路上”的演出。这次有周治平,期待看他的现场。1992年,我在长春上大学时,校外有个卖磁带的小柜台,那时我有个双卡录音机,只要有人买来一盘磁带,就可以宿舍集体盗版。同学小顾买过周治平的《青梅竹马》,我听了很多遍,对里面的歌都非常熟悉。后来有一次参加沈阳的吉他弹唱比赛,我还特别扒了这首歌的吉他和弦,凭着它闯入了复赛。

第一次见周治平,是在车上。当时他刚下飞机,主办方安排他去吃饭,但民谣论坛已快开始,他一再推脱,说不用吃饭,直接去会场吧,别迟到。感觉此人温文尔雅,非常敬业。会场上,他发言,说不反对商业,凭什么工人能靠手艺赚钱,厨子能赚钱,歌手就不能凭手艺生活得更好呢?

第二天,现场,台下很多人打着伞看演出。周治平第一首歌唱了我当年很喜欢的《苏三起解》,经历了那么多摇滚、实验、原生态音乐的洗礼,乍一听这首歌,心里还是很感动,但更多的是感动于时间的流逝。二十年前我在大学宿舍里和同学一起合唱,然后自己真像歌里唱的那样,“走过了一个山一个城镇一个村”。接下来他又唱了《青梅竹马》,我想给我南昌的同学、当年极力推荐这张专辑的小顾打电话直播一下,又突然心疼,我的手机漫游中,一分钟要一块多钱,于是马上从浪漫的昔日转到对现实手机强盗收费的愤慨。然后开始生气,听歌也不能入境了。真是嗔念一动,什么都成了灰烬。

现场的第一个小波澜是他的《一天一点爱恋》,为梁朝伟写的歌。但他在台上用了两把木吉他,爵士乐的编排,歌曲脱去了很多旧有的俗气。当然,整场的高潮是《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上海的小资情调非常契合。我感觉他的编曲能力很强,但歌词相对局限一些。比方他整个爱情的参照系就是天长地久、红尘、年少,这些套路型的词语,造成创作上的惰性。最后他唱了首新歌,叫《中年男子》,很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一个诗意褪尽的中年人的调侃之作,略显空泛。想迎合新时代的玩世不恭,但听起来不如当年那种情深意切,更能击中人心。

周治平后面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海角七号》里的范逸臣,他的乐队迪曲一样快乐的前奏响起,我想周老师还是不要徒劳地追赶时代了,落伍也是一种风格,只要你坚持得够久,时代的审美还会转回来。

错中动人的柏邦妮

柏邦妮写剧本,写小说,是博客名人。

听邦妮说话,仿佛跟国手打乒乓球,乒乒乓乓,搞得你手忙脚乱。她是那种大悲大喜型的人,大红大绿,让人担心再过分一点就土包子了。第一次参加她的新书见面会,底下坐着很多文艺小男女。邦妮说得正兴高采烈,突然来个急转弯,说:“其实,我小时候是很自卑的。”然后就无语凝噎起来。坐在下面的我有些尴尬,台上的她倒是自然而然。后来相处多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她的常态。

某次,绿妖、邦妮和几个闺密在客厅开妇女大会,我进卧室换衬衫,邦妮举着一件新衣服尾随而入,“周老师穿这件”,然后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等着看我脱衣服,弄得我又尴尬了一次,多亏绿妖进来解难。她觉得自然,你就心虚自己太不自然。

一个人掉到水里,一定很狼狈,而一条鱼跳起来又落下去,就很优美。某种情况下,邦妮就是一条鱼,而我们只能是岸上替鱼瞎操心的人。瞎操心就是以爱的名义互相伤害。她和男友分手了,回家养伤,临回北京,父亲送行,正言厉色教训她:“你这几年是彻底的失败。看谁谁找的男友把全家都带到美国去了。”邦妮对她爸爸报以不可克制的怒吼。在北京漂过的男女们,都曾和自己的爸爸这样吼过。爱并不享有特权,在外尝尽人情冷暖,回家还要受父母爱的责骂,这样的爱少一点更好。

邦妮回来了,买了大房子,在书房里勤奋地写剧本,忙着健身减肥。买房子的女人,是对男人世界的温和宣战。本来,邦妮接到了一个大活儿,能赚几十万,定金都拿到了,她忘乎所以要在北京买房子,等房子也看好了,那边对她提出了一些苛刻要求,大是大非面前,谁能文艺到底呢?邦妮退了定金,自己借钱交了房子的首付。年轻啊,能踢能咬,北京跟莫斯科一样不相信眼泪,必须又文艺又坚强才能在“帝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可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个不讲理的老爸,他强壮时,对你瞪眼睛,你哆嗦着反抗;等你强大了,对他又不忍割舍。你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写成小说编成剧本,把那些曲曲折折的生活印在纸上,像一册有关自己生命的手绘地图。

另一次妇女大会,我作为家属列席。我大言听人说话的声音,就能判断该人最近的生活境遇。邦妮凑上来,叽哩哇啦地讲了几句,我喝得高了,耳朵也不大管用,对她说:“桑格格,你声音暗淡,最近有不顺心的事情吧。”这下闹笑话了,有素材了,邦妮编成段子逢人就讲,趁她还没写进文章,我先下手自我出卖一下。

暂别“南都”*

2011年年初,我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了专栏“首如飞蓬”。小小自留地,笔耕一年,也收获了些萝卜白菜,满足口腹之余,还能和三两朋友分享,已经很欣慰了。如今,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找个角落猫冬过春节,捎带总结一下短暂的专栏生涯。

“南都”是中国媒体的前沿哨所,上了这条船,你会感觉到时代的风雨扑面而来。

我写过大作家史铁生去世、日本地震、鲍勃·迪伦(BobDylan)来华、动车事故、校车灾难、保护方言,写过众多歌手的传奇故事,写过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台港巡演、初到新疆,天南地北,五味杂陈。回看来时路,我们拉着衣服扯着袖子相跟着,走过了一山又一山。我们在共同努力争取说真话如嗑瓜子的时代早日到来。

一个歌手写专栏,总是有点不务正业,每每彻夜大酒,凌晨,忽想起专栏在即,便如冷水浇头,马上酒醒。到了国外,手机关机,正乐不思蜀之际,编辑网上留言催稿,立马感到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伸出大手拍你肩膀,让你须臾不敢忘本。我的编辑侯虹斌,真是个尽职尽责的催命编辑,如果有些稿子写得还可以,那也是被她催逼出来的。感谢她一年来的短信、邮件、微博、私信,就差电报催稿了,让我这个行踪不定的懒作者在文字上收获颇多。

某次在广州乘出租车,司机认出我,主动攀谈,原来不是因为我的歌手身份,他说,他经常看我在“南都”上的专栏。2011年年底,蒙牛牛奶再现质量危机,好多媒体为其辩解,重新镀金。听说“南都”毅然回绝了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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