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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官悟语-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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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认识事物的发展过程，应承认过程的客观存在性。过程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有过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认识和遵循过程规律，按照这一规律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超越或忽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和每个步骤。超越过程就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我们一些领导者在工作中往往随意下达高指标，或不切实际地要求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投产见效，尤其强求下级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地区的落后面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下级不顾客观条件，硬拼乱凑，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为“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为“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为“数字出官”。这副对联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者。另外，有些领导干部工作存在短期行为，在一地工作总想在两三年内做出惊人的成绩。由于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他们必然会急于办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但这些工程多数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不是过于超前，就是脱离当地实际，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甚至给当地留下沉重的历史包袱。
过程不能省略（2）
过程可以延长和缩短
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过程，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发展过程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人的能动作用可加快或延缓事物的过程。我国的近代史和我党的革命史就可说明这一问题。
从1840年起，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运动，但最后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拯救中国的道路。也就是领导革命的人们，主观认识没有与客观实际完全统一起来，因而不能使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后人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可能在黑暗中会徘徊更长的时间。可见，人的正确决策和主观能动作用可使事物的发展进程明显加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社会主义活力明显显现，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但到1957年以后，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开始放慢。尤其进入六十年代后期，由于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建设全面停滞，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加强。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我国经济建设要隔五年上一个台阶。实际的情况是，有些地区不是隔五年而是隔两年、三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和社会事业飞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而有的地区和发展快的地区条件差不多，但多年来一直徘徊不前，在全国位次逐步后移。同样的政策，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时间过程，但未得到同样的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地延缓了发展过程。
总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论，是实践论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它要求我们既要通观事物的全过程，预见到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使我们在工作中不迷失方向；又要善于区分发展的不同阶段，照顾到各个阶段的衔接，脚踏实地地做好现阶段工作，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办事，从而达到预定目标。
该退不能进（1）
当你觉得前进艰难，应该退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客观，顺势而退。要知道，该退的时候，主观不想退，客观也在退，这种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其迟退，不如早退。迟退不仅被动，而且损失更大。对于这种暂时的退，人们往往不理解，会引起各种议论，甚至会引来各种阻力和压力。但为了大局，为了未来发展，领导者需要一种勇退的胆略，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或者准备冒一定风险。
○进为趋势○以退为进○进退有度进为趋势“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人李白的诗句道出了黄河之水奔流向前、一去不回的澎湃气势。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和东去的黄河水一样不断向前发展。生物界中的微生物、植物、动物也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进化，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同样，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变。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在某些地区、某些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倒退，但这个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却常常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历史上，袁世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辛亥革命后，他企图复辟帝制，把中国再次带回到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去。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大势所趋，逆历史潮流者必然自取灭亡。袁世凯的皇帝梦仅做了短短83天，就被汹涌的民主大潮淹没了。不进则退。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末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速发展。而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看不到身外这个世界的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沉痛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它告诉我们，不思进取，停滞不前，必然倒退。进就要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当今世界，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各国、各地区、各大企业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竞争日益激烈。人们都在千方百计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技术，以赶上时代的步伐，争取领先一步。春兰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空调器生产厂家，拥有全国最好的摩托车生产线，也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型企业。春兰占有这些全国之“最”，已有十多年了，春兰没有停滞不前，相反却仍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究其原因，是“思进”的新思路带来的结果。这些新思路有：勇于竞争的“锅碗论”，市场不是等来的而是抢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箍桶论”，永不停止的攀登；追求最高效率的“扁平论”，让梦想尽快变为现实；全方位提高素质的“复合论”，现代企业家要不懈追求，丰富自己。现在，春兰已成为一个集电器、机械、电子为一体，拥有高水平科研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大型产业化集团。
以退为进驾驶员都知道，汽车爬大坡，四档再加油是冲不上去的，如退到三档或二档加油就上去了，事情往往是这样，退一进二，退是为了进。上学退级是为了巩固知识，再进年级；打仗撤退是为了避敌蓄势，再次进击。人们都知道，重拳出击必须首先把拳头收回来。这看起来是退，但实际上是出击的必要准备，而且退回来的拳头再打出去才更有力。无数事实证明，以退为进，并非下策。历史上，俄国为避免决战，执行退却战略，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1812年，拿破仑以50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20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施了战略退却，甚至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后，遭到了俄国军民的坚决反抗，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后路被切断，面临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全线撤退。此时俄军乘势反攻，雄霸一时的拿破仑军队遭到重挫，仅有二万余人逃离俄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一场以退为进、退而取胜的著名战役。战役之初，俄军面临的问题是：敌强我弱，对方来势凶猛，是全线压进，拼个你死我活，还是暂避锋芒，蓄势待发？俄国人选择了后者。于是，一次战略性的退却把法国军队拖入了泥潭。古人云：“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就是说，再强的弓箭也有射到尽头的时候，到那时即使是薄薄的丝绢它也穿不透了。拿破仑的军队被拖得精疲力竭时，俄军发起反攻，一举击败了强大的法国军队。可见，当时的退却是多么必要！进一步未必宽，退一步未必窄。在进与退的选择上，靠得是当事者的智慧和胆略。我们在事业上也常常遇到暂时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时候，适当地退一步，或者干脆退出来，另辟蹊径，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政策。当初有的人认识不了，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但事实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大寨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天斗地，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二分地里闹革命”，但农村依然很穷。吃的是玉米面，穿的是“的确良”，新房盖不起，家电谈不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群众没有积极性。当时人们传着一段顺口溜：“头遍敲钟拉着灯，二遍敲钟把裤子来蹬，三遍敲钟慢悠悠才出了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首先改革，农民有了自主权。自己的地自己种，想种什么种什么，粮食想卖多少卖多少；想种地就种地，想做工就做工。农村经济搞活了，“资本主义尾巴”不割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逐步走向了富裕。一个土地承包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10亿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胆改革，退一进二，以退为进带来的结果。
该退不能进（2）
当我们在前进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冷静思考，客观分析，果断决策。当你觉得前进艰难，应该退一退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客观，顺势而退。要知道，该退的时候，主观不想退，客观实际上也在退，这种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其迟退，不如及早主动退。迟退不仅被动，而且造成的损失更大。主动后退，是退一进二的战略调整。对于这种暂时的退，人们往往不理解，而且会引起各种议论，会引来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压力。但为了大局，为了未来发展，领导者需要有一种勇退胆略，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甚至准备冒一定风险。当退到一定程度，又发展到快速前进的时候，人们才能正确评价当初勇退的价值。
进退有度进和退是辩证的统一体。进是绝对的，退是相对的。我们既反对那种“有进无退”的冒进主义，又反对那种“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那么，究竟进什么、退什么，何时进、何时退，进多少、退多少，这其间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汉高祖刘邦在进退问题上就很有点招数。在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他与项羽等合力攻秦，并相约先入关者为王。他先采取进的战略抢先一步入关，从“道义”与“名分”上首先占了上风；但刘邦当时的力量无法与项羽相比，故又不得不采取退的办法，率张良、陈平、樊哙等人亲赴“鸿门宴”，虽委曲求全，但他争取到了喘息之机；待他日后强大，便又摆出咄咄逼人的进攻之势，迫使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从而建立了刘汉江山。有进有退，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方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就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的。针对国有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情况，对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进行国家控制，而对其它竞争性的行业和领域则放开放活，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这样，一进一退，国有经济战线虽然有所收缩，但其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明显增强。事物发展需要不断地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进与退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们发展乡镇企业，劲头很足，摊子铺的很大，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日新月异，农村形势一派繁荣。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乡镇企业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的劣势逐步显现，其活力也日趋减弱。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说，就有一个调整的问题。要调整就是改制，由集体形式改为股份制或私营企业，这一改，实际上就是暂时退一步。但这一步退大多数人接收不了，旧体制的惯性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由于一些地方进退不能很好地把握，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近十年间徘徊不前，大大地失去了发展机遇。等到大多数企业萎缩，甚至有些企业快要倒闭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觉醒，才下决心走改制的路子。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进入21世纪初重新焕发了生机，才又走上了新一轮发展的快车道。实践证明，该进不进是愚者，同样，该退不退是傻瓜。进退适时，进退有度，才是聪明的领导。进与退，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行，互为因果。我们应努力把握事物的进退规律，并能够自觉运用它。该进时不盲目退却，该退时不盲目冒进，尤其要学会以退为进的策略，做到动静有度，进退自如。
从“新陈代谢”谈干部能下机制（1）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有干的，有混的。问题在于干的和混的结果差不多。要想让混日子的干部混不下去，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能下机制。
○“新陈代谢”与干部能下机制
○“重茬庄稼不长”与干部交流
○“伯乐相马”与用人原则
“新陈代谢”与干部能下机制
新陈代谢是生物的基本特征之一。具体讲就是生物体经常不断地从外界取得生活必需的物质，并使这些物质变成生物本身的物质，同时把体内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这种新物质代替旧物质的过程叫做新陈代谢，简称代谢。有生命就有代谢，蚯蚓的“吐故纳新”，蛇蝎的“脱胎换骨”，人的“吃喝拉撒”，都是新陈代谢的生理表现。正是这一生理机制的正常运转，才使生物体得以生息繁衍。代谢机制一旦出了问题，生命便濒临死亡。
新生物代替旧生物，是生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人事制度也存在新陈代谢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人新人换旧人，干部队伍吐故纳新、能上能下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扩大民主，引入竞争，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有效途径，逐步拓宽了领导干部“能上”的渠道。但干部“能下”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胜任的干部下不去，不称职的干部降不了，实在差劲的也只是换换位子。“平者下、庸者让”仍然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而未真正落到实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干部不流动，只能是死水一潭，工作必然无生机无活力无起色。
那么，如何建立起领导干部“能下”机制呢？根据一些地方的探索，可以归纳为以下途径：一是一把手组阁制度。上级党委只委任一把手，班子副职由一把手进行组阁，任期同样也是五年，完成任期目标任务继续连任，完不成任期目标任务一同免职。在组阁中，德才兼备的干部都有人抢着启用，而素质比较差的干部在组阁中会自然淘汰。二是竞选制度。党代会、人代会选举要实行竞选，竞选可采取等额竞选和差额竞选。差额竞选比例要大，而且竞选不能受任何权力影响和人为干扰。这样通过竞选，相对差的就会自然落选。三是实行末位淘汰制度。严格考核，充分发扬民主，设立秘密写票处，搞好“三评”，即上级领导评，同级部门互相评，基层单位、群众和服务对象评。党组织依据公正、客观的综合测评结果，对末位者“摘帽子”，给予降职、免职和责令辞职等组织处理。四是实行待岗制度。对不胜任岗位要求、群众意见大、又一时难以安排合适岗位的干部，免去现职，实行待岗。五是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度。明确规定党政领导的职务任用期限和企业管理人员聘任期限，任职期满，要进行严格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有关条件和工作要求，决定是否继续任用，或重新竞争上岗。只有在拓宽干部“上”的渠道的同时，不断疏通干部“下”的途径，才能真正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重茬庄稼不长”与干部交流
我们知道，土壤中所含的可溶性矿物质又叫无机元素，消耗以后难以很快恢复。在种过一茬对某种元素需要量大的作物后，土壤所含的这种元素会明显减少，影响第二茬作物生长。此外，种过一茬作物后，土壤中含有本作物根系，根系中携带大量病毒，这也是抑制二茬作物生长发育的原因。领导干部的成长也包含着这样的道理。一任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会产生许多弊端：一是从自身条件看，一个干部长期固守一地，逐步会产生惰性，工作热情和兴趣相对减弱，工作劲头与创新意识渐显不足，自身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必然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二是从所处环境看，由于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年，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很难摆脱亲朋故旧的人际关系束缚，易被各种复杂因素困扰，处理事情往往优柔寡断，难以超脱地工作，久而久之会导致政绩平平。
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政绩，群众的公认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在坐标上可描绘出这样四条几何线：一是始终平平的；二是一直走下坡路的；三是一直是上升的。这三类都是少数，多数是呈一条抛物线，即随着工作推移，逐渐政绩显露，民意看好，但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走下坡路，形成一个波峰。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时间长了，人际关系复杂和自身的惰性影响而致。
长期在一地工作，不利于领导干部成长。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尽管你有能力、有本事，也往往只能论资排辈。这样熬来熬去，自身的活力必然会减退。
一个领导干部交流到外地工作，明显有四大好处：一是领导干部新到一地工作有重塑形象的强烈愿望。要树起自己的形象，就必须卖力干几件漂亮事，这样，新的活力、新的干劲随之产生。二是“一张白纸好画画”。新到一地工作，矛盾相对较少，不需要瞻前顾后，怕这怕那，能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三是新班子新成员没看法、没成见。这样工作起来顺心、称心。能冷静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哪些是长处就继续发扬，哪些是短处就引起注意。这样，更有利于与人和谐相处。四是减少了许多麻烦事。新到一地，亲戚朋友少了，尤其是老乡少了，这样闲事就少了。不仅落个清静，而且能集中精力干好工作。
从“新陈代谢”谈干部能下机制（2）
综上所述，一个主要领导干部，在一地工作最好三至五年，不宜时间过长。干部经常易地交流，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工作都有好处。人常说，“树挪死，人挪活”，这话是有道理的。
“伯乐相马”与用人原则
“伯乐相马”的故事，说的是春秋秦穆公时，有个名叫孙阳的人，对马很有研究，马的好坏优劣，一眼就能看出来，被他相中的马，价格极高。因此，人们以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名伯乐来称呼他。有一次，伯乐看到有一匹马正在吃力地拉着盐车，由于车重坡陡，马累得浑身是汗，直喘粗气。伯乐走近盐车，那马引颈长鸣，发出金玉之声，伯乐一眼看出这是一匹千里马。让这样的宝马良驹精疲力尽地拉盐车，不能在战场上驰骋，伯乐感到十分可惜，于是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马身上。从此，这匹千里马得到了赏识和重用。韩愈在《马说》一文中关于伯乐与千里马的论述，以及古诗中“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都是在强调“伯乐”的重要性。作为领导者，要善于识别人才，爱惜人才，重用人才。在用人问题上应坚持以下原则：
用人贵在气度。只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才会“大业能成，成常人难成之举”。作为领导者，必须豁达大度，能容难容之事，能听难听之话，能吃难吃之亏。具体讲：一是容言。正反两方面的话都要听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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