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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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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1997年
第3节 崇明岛在哪里？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原载1996年10月8日《文汇报·笔会》）
第4节 懵懂的时候
——1——
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
这是1934年的德国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英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
英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英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英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英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英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英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英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英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 英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英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 英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
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英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
作为孩子的英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
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
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
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
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年4月9日《文汇报·笔会》）
第5节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勾心斗角，究竟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的文学大奖，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了一个翻译中心，使中文创作译成全世界都能读到的各种文字……唉，钱的好处太多了。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原载1996年7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第6节 版权所有，请尊重
——1——
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版要节录转载我一篇文章，从香港传真到德国来征求书面同意。节录部分只有短短一千字，谈台湾人移民性格的弹性。文章从“3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开始，叙述二哥用福特车载我们穿过大汉溪烂泥河床的一段经历。
回了同意函之后，传真又来了。《读者文摘》所刊文章属纪实作品，所以紧接着是编辑部的“查证阶段”。针对这一千字的叙述，问题还真不少：
一、当事在哪年发生？
二、当时到复兴乡看什么工地？
三、当时同行者几人？是谁？
四、“二哥”的真实姓名？
五、可否提供“二哥”联络方法，让他过目所录文章？
六、文中所述“德国大学”是哪一所？德国大学寒假一般维持多久？
七、大汉溪桥是否即大溪桥（位于大汉溪）？
我一边作答，一边暗自心惊：我不会捏造故事，但是大汉溪分上中下游好几段，我走过的那一段是否确实如我写的叫大汉溪呢？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查证？
一个月后回到台湾，二哥马上提及《读者文摘》已和他求证过文章细节。
“有错吗？”我问他。
“都对。”他说。
——2——
《读者文摘》的求证是否吹毛求疵？
当然是的，但我觉得问题可以倒过来问：一个纪实作品是不是应该经得起吹毛求疵的查证？如果经不起，纪实作品的根本价值何在？
英美将出版品分成“虚构”和“非虚构”，德国则分为“美文学”和“事实书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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