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寻找成吉思汗-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们会成为傲慢的牺牲品。
正式的跨洲之行，预定在肯特省试骑的六个星期后出发。保罗跟我利用这段空当回到伦敦，冲洗底片，确认照片和影片的品质无虞，顺便采购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试骑中，大获好评的拍立得相机底片；我还顺便买了五六个皇家陆军使用的睡袋，准备分给我们的蒙古朋友使用。然后，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寄住在蒙古大夫家。他们家位于一栋破旧公寓的顶楼，有三个房间，在蒙古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住房了。以前，『政府』不准人民私下接待外国人，所有外宾都得住在两家冷清的涉外宾馆里，基本上处于半隔离的状态。这样一来，『政府』比较好监视外国人的言行，也可让蒙古急需的外汇不至于流出。而一般人民，当然就不会受到外币的诱『惑』。当时的蒙古，个人持有外汇是犯法的。“大夫”不肯收我们的房租，只愿意接受我们的礼物——威士忌和钓鱼用的滚动条，这两样礼物看来很讨“大夫”的欢喜。在这六个星期里，我们多半跟巴雅尔和蒙古电影厂那批乐观知命的同事厮混，搭着那部快要解体、苏联人正眼都不会瞧一眼的吉普车，在草原上晃『荡』。我们去拍乡下的马市、记录草原家庭的生活，还跑了一趟戈壁沙漠，探望养骆驼的牧民。
背景优越的阿乌博德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风闻到阿乌博德的出身背景。在一般蒙古人眼里，阿乌博德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他在乔巴山执政末期出生，在泽登巴尔当家的时候长大成人。泽登巴尔是乔巴山的继承者，娶了个俄国老婆，他受过不错的教育，统治蒙古的手段却极为强硬。据说，阿乌博德也有俄国血统，不过，这事纯属流言，未经证实，可以确定的是，他出身自高级『共产』党干部家庭。在蒙古此时的体制下，单单这层背景，就足以让年纪轻轻的阿乌博德占尽便宜。在蒙古念完初中之后，阿乌博德被送往专门培育苏联卫星国家青年干部的学校——列宁格勒高级党校进修，在当时，这可是人人称羡的好机会。他在那里研读『共产』党理论与『政府』原理，养成专业党工的气度与能力，顺带学了一口标准的俄语，连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意气风发的阿乌博德一回到蒙古，被分派的工作——常务委员会『主席』泽登巴尔的秘书，又是让人见了就眼红的肥缺。年轻、英挺、资历完美无瑕的阿乌博德，在时人的眼里，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政治新秀。
但是，不知道是哪错了，对他不利的谣言慢慢地散了开来。有人说他很懒、很虚荣，『性』好渔『色』。而我在众人的闲谈中，也发现阿乌博德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说法并非子虚乌有。他的潜力并没有发挥，反而向下沉沦。他被送到外国，先是在索非亚（sofia）蒙古驻贝尔格勒大使馆工作，随后，被降调成记者。在贝尔格勒的时候，有人指控他调戏女『性』，让蒙古大使馆很难堪。他甚至被召回乌兰巴托，留他的音乐家太太独自在索非亚。有件事很清楚：当上联合国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秘书的阿乌博德，有足够的人脉和关系打点『政府』里琐碎的杂事，他先前的经历，也足以让他在未成形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但阿乌博德好像是把这次远征当做东山再起的本钱。有一次，阿乌博德没防备，脱口而出，说他想要利用这次旅行，唤起大家对他的注意，重新回到政治圈。
阿乌博德组织远征队的能力实在让人失望。有一次，他没交代一声，就从乌兰巴托消失了好几个星期，葛瑞尔和巴雅尔都找不到他，而他也没有把他应该争取到的新装备送过来。我们在肯特旅程中，帐棚破旧不堪，亟需新的替代品。阿乌博德吹牛说，他可以向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弄到一批超轻的新型布料，再找几个女裁缝，缝成帐棚就行了。但是，在帐棚还没有做好前，他就不见了；回来之后，只找了三个叽叽喳喳的蒙古女裁缝，替他的蒙古队员缝制时髦制服。保罗和我去公寓探望他的时候，裁缝们正缝得起劲，只是我们越看越丧气。好几个星期不见的阿乌博德，一副想要穿新衣服的猴急模样，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细心修饰，只想享受出发前的光彩，完全无心思考旅行的实质计划。他还订了三副传统的蒙古马鞍，全都是中古时代的复制品——自私的阿乌博德，只顾自己的马鞍有没有做好，而不理其他队员的马鞍还是一堆木料及皮革。可是，时间紧迫，再过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乌兰巴托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在蒙古境内，我想我不应该介入由蒙古人主导的既定立场。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我们马上就要前进到这次旅程的起点——蒙古帝国的前首都，克剌和林。
克剌和林的喇嘛庙
克剌和林位于大蒙古的正中央。如果你把『操』蒙古语的族群分布图画出来，再在这个区域里，拉出许多对角线，焦点会落在鄂尔浑河（orhon）上游一处山林小丘上，刚好跟今天的克剌和林相距不远。这种枢纽位置的优势，能够解释克剌和林在历史上，为什么始终是蒙古帝国政教中心（尽管有时名不副实）。成吉思汗一生居无定所，没有余暇营建首都，不是随着季节迁移，逐水草而居，就是忙于征战，行踪飘忽。但是，他的九纛大营很少离开克剌和林。到了他的儿子窝阔台在公元1229年继任大汗，才在这帝国之都营建永久『性』的建筑。蒙古帝国的商旅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歇脚做生意，此外，蒙古大汗也有了个像样的地方，款待长途跋涉的外国使臣与部落族长。卡庇尼的向导之所以兼程赶路，把这位又老又胖、抱着必死决心的圣方济修道士，整得不成人形，就是为了带他到克剌和林，参加窝阔台的继位者——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1254年，卡庇尼圣方济教会的后辈卢布鲁克（rubruck of william，稍后我们会有较多的篇幅，描述这位先生），也到了大汗之都，把克剌和林的状况介绍给当时的欧洲人。1259年，成吉思汗最有名的孙子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开朝称帝，兴建都邑，但名义上，依旧奉克剌和林为首都。打从那遥远的时代开始，克剌和林在精神上，就成为蒙古人的心灵故乡，一提到这里，总有说不出的依恋。
在7月正式展开行程前，我和保罗就决定先到克剌和林观察地形。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如今看来，却跟蒙古一般的乡下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灰蒙蒙的，单调贫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这样貌不惊人的穷乡僻壤。这里有一个中央广场、一两栋规矩呆板的『政府』办公大楼、一座过时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外带一个脏兮兮、满是锈斑的铁塔，用几根很丑的钢缆拉住；再过去就是废弃物清理场，卡车、吉普车来来去去。城里面有好几百个蒙古包，中间的通道因陋就简，满是坑洞，周围打上几根木桩，原因是蒙古『政府』规定，除非住处的周围有篱笆，否则就不发门牌，不会有邮政、水电等服务。显然这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想借此约束浪『荡』成『性』的蒙古族人：国民居无定所，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开展社会主义的统治。
城外一英里处，曾经有蒙古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寺庙群，也就是巍峨壮观的额尔登尼召。全盛时期，庙里面有一万名喇嘛，高不可攀的外墙内，共有六座以上的寺庙。在蒙古，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比额尔登尼召更能彰显蒙古帝国的气魄与光彩，纠正大家对蒙古生活的错误印象。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21年上台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古怪社会。蒙古政教合一的体制，牢不可破。在当时的蒙古，像样的城市不过五六个，但是，大喇嘛庙却有七百多座，小庙更在一千座左右。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僧侣，人称活佛。据说，这位活佛的私生活很『乱』，当然，没有人敢深究。当时的蒙古民生凋敝，每十个蒙古男『性』中，有四个是喇嘛庙的农奴；对于喇嘛的信仰根深蒂固，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无力挑战活佛的权威。第八代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或是称为exalted revelation，是蒙古实质的统治者，也是蒙古人精神皈依的对象。
七世之前，第一代的哲布尊丹巴是打着成吉思汗嫡裔的旗号夺权成功的。在蒙古，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统治蒙古的末代皇帝，已经不复成吉思汗的威望，16世纪中叶，他被政敌驱逐，蒙古分崩离析，部落之间往复仇杀长达百年，蒙古本部了无宁日；也就在这个时候，活佛填补了政治真空。当时，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创下的霸业，早就土崩瓦解了，1368年，汉人揭竿而起，灭掉了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建立的元朝，“金顶王帐”在北京的基业被连根拔起。
元朝倾覆前的二十年，中国的北伐部队就已经深入漠北，攻略蒙古的心脏地带，火烧了克剌和林，歼灭了附近的蒙古部落。元朝皇帝眼见大势已去，在北遁之前，还想取得放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遗体与灵位，希望能以此号召蒙古族裔，在老家重起炉灶。但是，这个皇帝却神秘死亡，成吉思汗的遗体被掉包，不知所终。
纵观历史，喇嘛教跟蒙古很早就已经结缘了。早在卡庇尼的后辈卢布鲁克抵达蒙古的时候，就在克剌和林见到了大规模的喇嘛庙。卢布鲁克是受到法王路易九世的鼓动，才拼了老命到蒙古来：路易九世希望卢布鲁克能充当他的私人密使，但是，他本人好像比较关心被蒙古人掳去的一批德国人。他希望卢布鲁克的万里远行，能够鼓舞这批俘虏有活下去的勇气。有个方济会的修道士跟他同行，名字叫做克雷莫纳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 of cremona）。我们对这位修道士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一路都在抱怨肚子饿，从来没有这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但是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巴托罗缪竟然惮于回到欧洲的长途跋涉，宁愿在克剌和林终老，也不愿意再次忍受披星戴月、餐风『露』宿的辛苦。
卢布鲁克在克剌和林可没闲着，他经常在喇嘛庙里逛来逛去，还进到萨满教巫师的帐棚；他不时语出讽刺，率言质疑喇嘛的宗教信仰。喇嘛通常谨守慎言的戒律，不理会他的问题，让他格外恼火。卢布鲁克的记载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佛教”这个宗教，而且是他的亲身观察，绝非道听途说。“这些僧侣，”他在呈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中说：
六根清静，头发、胡须剃个精光，身披橘黄『色』的袈裟。头如果刚刚剃过，更是光可鉴人。他们群居在一起，动辄一两百人，在喇嘛庙里生活。进到庙里，每人一个板凳，面对面坐着，梵音合唱，经典始终托在手掌，只偶尔放在板凳上……他们随身带着一两串念珠，就跟我们的玫瑰经（rosaries）念珠一般，嘴里念着佛教真言：“嘛吧”，意思是“只有神知道”。
喇嘛教很容易就与萨满教原始的精灵世界连在一起，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言行，看起来跟萨满巫师没两样。经过六次转世，到了第七代哲布尊丹巴，喇嘛教累积了惊人的财富与势力。一代又一代虔诚的蒙古信徒，把家业、土地、羊群，奉献给喇嘛教，外带缴纳严苛的什一税，无怨无悔。成千上百的蒙古人，舍身进到喇嘛庙当喇嘛，甚至志愿充当农奴，为的是祈求上天降福祉给他们的家人，不过，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躲避根本负担不起的苛捐杂税。蒙古贵族横征暴敛，除了供养他们奢侈的生活之外，还得进贡给中国皇帝，清偿积欠中国商人的债务。喇嘛教控制了庞大的财富、举国的人口，更在蒙古各地广建喇嘛庙，又占据了更多的耕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累得蒙古民穷财敝。在蒙古这样的游牧国度，喇嘛庙是惟一的固定『性』建筑，也是城市的中心，尽管庙周围的聚落，是那么的残破潦倒。在『共产』革命前，乌兰巴托原名库伦，正是“庙宇”的意思。
在蒙古，大喇嘛的权力要比中古时代欧洲修道院的住持要大许多。他们不受法律约束，在自己的领地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当时的喇嘛庙有教育的功能，文字、手艺也是从喇嘛庙里传承下来的，可别就此以为喇嘛庙里的生活有多惬意，大喇嘛管理的手段相当毒辣，有时甚至骇人听闻。触犯庙规的人常被鞭打致死，有的喇嘛怕杀生遭来天谴，冬天索『性』把人捆绑起来，剥光身上的衣服，往门外一放，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会被冻成冰棍。有的变态喇嘛，还会用尖锐的竹笔，在小喇嘛的光头上写下鬼画符般的西藏文字，让小喇嘛鲜血淋漓，引以为乐。有的喇嘛放高利贷，鱼肉乡民，年利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两百。第八代也就是最后一代的哲布尊丹巴坐床的时候——仅库伦一地就有五十七个转世活佛，听起来够吓人了吧，个个贪得无厌，政教都管，种种特权也绝不放手。那时『政府』部门的员工也不过三百人，其中还包括看门的、信差与补给士。
除了这些作威作福的活佛，全蒙古还有成千上万的喇嘛，他们不见得虔诚，修行也不到家。他们在全国各地行脚、托钵，靠替人做法事赎罪、算命过活。
蒙古人选在额尔德尼召兴建蒙古第一座喇嘛庙，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个地点就在成吉思汗王朝直系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举行库毕尔台的地方。卢布鲁克造访蒙古时，这里还是个小城，来自中国、中亚、近东、韩国的商旅使臣，就栖身在这个简陋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苏联探险队发现蒙古皇宫建筑用的石块，被拿去盖了喇嘛庙。喇嘛庙自成独立的王国，为兴建庙宇，不知道征调了多少资源。外墙的两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盖一百零八座舍利塔，兴建费用都来自信徒的捐献。庙里的神像据说是第一代哲布尊丹巴亲自设计的。乡野传说中的第一代的哲布尊丹巴是一个巧手工匠，还结过婚，由于不检点，饱受时人批评，他只好叫他的妻子离开帐棚。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捏了一块融化的铜，攻击他的人，亲眼看到她用那块铜捏成一尊佛像。自此之后，凡夫俗子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跟着复古风苏醒的喇嘛。
目前额尔登尼召正展开修复的工程，至少从外墙看来，已有几分旧日光彩了。这并不是出于对神的敬仰，主要是因为现今的蒙古『政府』急需外汇，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吸引观光客的价值。但是，一走到里面，却还是荒烟蔓草，一片空『荡』『荡』的。另一端寺塔的下面就是庙门，远远对望的是蓝顶的庙宇、一两座舍利塔，在辽阔的空间里，看起来很是渺小。这里曾经亭台楼阁，壮丽辉煌过，庙宇、僧侣休息的精舍、膳房、储藏室，重重叠叠，有人说，当初是用炸『药』把这个地方炸成碎片，这才有可能把整个庙宇群搞成今天的荒芜局面。但是，没有确切的文献可以证实这种说法。『共产』党当家之后，有计划地摧毁蒙古政教合一的传统，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高『潮』。他们破坏了多少传统文化，至今还是一个谜。
最后一任的呼图克图活佛，在1924年过世，享年五十四岁。在他过世后，『共产』党清理了他们的腐败传统，喇嘛庙的土地充公，特权取消；和尚被课以重税。还有一个制度：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喇嘛，可以通过缴特别捐，免除兵役。一座又一座喇嘛庙被铲平。喇嘛庙周围的居民被迁离，目的是彻底切断当地对庙宇的供给。许多喇嘛被迁到都市，有的被下放到生产大队，有的被送往劳改营，另有少数人被当场处决。极为罕见珍贵的、从西藏传来的佛教经典手抄本，全都被扔到火堆里，化为灰烬。敖包被铲平，佛塔中的高僧舍利被掏了出来，碾成粉末。蒙古当局只保留了几座样板庙宇，以抒解外界排山倒海的责难。乌兰巴托甘丹寺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交给一个倨傲的住持管理，他带了几个喇嘛，开设所谓的“宗教学校”。另外一座规模较小的神殿，被改为国家博物馆。
两年前，改革开放的风『潮』从苏联吹到了蒙古，中央『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为之一变。虽然『政府』没有明说，也没有人确定『政府』对喇嘛教会采行怎样的政策，但是，有些迹象显示，『政府』已经同意恢复喇嘛教信仰。额尔登尼召逐渐恢复为蒙古的信仰中心，而且能真正发挥一些功能，不再是连喇嘛都找不到的观光据点。喇嘛又复出江湖了。在规模如此之大的整肃下，喇嘛教的传统还是盘根错节，暗藏在蒙古社会里。喇嘛并没有全部凋零，也没有全部潜逃国外。半个世纪过去了，喇嘛教依旧倔强地活在牧民之间。他们可能改穿平民装束，把喇嘛装束藏起来，但是，绝大多数的喇嘛私底下还是在做法事、念经、修行。喇嘛像是外地飘来的野花，拔不胜拔，牢牢地扎根在『共产』党治下的蒙古，苦度寒冬；春天一到，他们又穿戴起鲜红『色』的袈裟、黄得耀眼的佛冠，在蒙古草原怒放。他们拿出像长铅笔盒的书匣，里面装的是手抄的羊皮经典；修好了锣鼓、铙钹、香炉等诸般法器，带回到额尔德尼召，尽管这里已经是百般萧条，经典佛像无处可觅。
喇嘛们二三十个一群，择地聚居。他们竖起经旗，清理好广场远处的简陋住处，搭起简单的鹰架舞台，吹起法螺，为信众祈福，昭告全蒙古，喇嘛教又回来了。喇嘛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枯槁而苍老，是一个古怪的景象。像极了托尔金（j。 r。 r。 tolkien）笔下的精灵。
从额尔登尼召出发
大喇嘛很乐意帮我们的忙。不知道是葛瑞尔还是阿乌博德，跟克剌和林地方『政府』接头，请他们安排官式的启程仪式，地方官员点头说好，还得到了大喇嘛的首肯。他说，他和他的喇嘛会替我们的行程祈福。他们看了黄历，挑了马月、黑马日、银马时这个良辰吉日，替我们举行祈福仪式。
实在搞不懂阿乌博德为什么没有按照计划，害得我们差点误了时辰。他没有把远征装备准备好也就罢了，还忘记安排交通工具把我们送到克剌和林；牧民捐赠给我们的马匹，早在那个地方枯等多时了。远征队员——葛瑞尔、巴雅尔，还有愿意担任翻译的“大夫”、保罗跟我——先前都以为肯特省的试骑活动是由葛瑞尔安排的，从克剌和林到苏联边界的远征行程则是由阿乌博德负责。我们按照中古蒙古大军西征的路线，一直前进到阿尔泰山麓的巴颜乌古烈（bayan olgei），大约有六百英里之遥。马匹会在那里过冬——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愿意继续提供支持的话——我们这组人再从那里一路进到法国。出发日期一天天地『逼』近，但我们还是困在乌兰巴托，苦苦寻找阿乌博德的下落。
到了最后时刻，阿乌博德还是没有现身。我们只好自己奔走，商借交通工具。最后，蒙古电视电影厂借给我们一辆摇摇晃晃的吉普车，先送保罗和巴雅尔到八小时车程外的额尔登尼召。吉普车上塞进了十来副鞍鞯、杂七杂八的装备、保罗、巴雅尔、一个驾驶跟两名陌生的蒙古人。保罗和巴雅尔的任务是找到在克剌和林附近放牧的赠马，把它们赶到举行出发仪式的喇嘛庙。保罗紧紧抓住他的相机，硬生生地把身体挤到巴雅尔身边；巴雅尔手里还拿着半瓶伏特加时不时地抿上一口。巴雅尔这位乐天知命的蒙古摄影师，已经喝得大醉，不知道他一个劲地在乐什么。他身上穿的是准备远征的行当，厚斜纹布的夹克与牛仔裤，关节处还有皮补丁。
阿乌博德在当天稍后终于出现——还是没有解释他这阵子混到哪里去了——这时，“大夫”已经跟外交部商量好了，对方同意再借给我们一部越野车。除了我们三个前往克剌和林之外，现在又多了第四个乘客，一个帅气的女生，一看就知道是阿乌博德的情『妇』。一路上，她的神情都有些腼腆，停下来休息时，她很知趣地自动消失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座车。这位副部长看起来很聪明，心思缜密，他将主持出发典礼，而身为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的『主席』，他也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协助。见到阿乌博德的女朋友，他着实吓了一跳，全身僵硬起来，冷冷地瞪了她一眼。更惨的是：副部长还跟他老古板的父母妻子一道。他们从没到过额尔登尼召，想一块去看看喇嘛。在我看来，连蒙古的内阁级官员都可以公开前往额尔登尼召参加宗教仪式，显然，这个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
开始下雨了。这是典型的夏日倾盆大雨，蒙古全年的降雨多半在这个时节，突然之间，天地变『色』，触肤生疼的大雨点从天上掉下来，整个原野顿时变得湿漉漉的，原本干枯的河床泻满了怒涛洪流。前往克剌和林的路上，没有半座桥，一下雨，许多河流就没法过了。一整晚上，越野车不断激起阵阵水花。直到7月16日凌晨，我们才抵达了终点，被送进城里�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