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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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为何也不同意？”梁启超追问。

　　熊希龄也没想到杨度还有一个转变过程，瞪起两眼望着他。

　　杨度款款而道：“要我杨某人替别人做枪手，我辛苦研究得来的成果被他们拿去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梯子，我如何肯甘心？”

　　“正是这话。”梁启超深表赞同。“这也是我不愿为的一个原因。”

　　“但后转念一想，他利用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杨度狡黯地一笑。“我给他来个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梁、熊都觉得很有趣味。

　　“我杨度研究宪政为的是什么？难道是像阎若璩研究伪古文《尚书》、王懿荣研究甲骨文那样，纯为学术，纯为个人名声吗？不是的，我为的是实际，是在中国推行宪政。既为的是实际的推行，我冷静地想了一下：眼下，是我杨某人推行得动呢，还是慈禧、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能推行得动呢？尽管说不定哪一天我杨某人的名位会在袁、张之上，但我要正视现实，现实中的我只是一个落拓的布衣，然而中国的宪政推行不能晚。”

　　杨度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对梁启超很有触动，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杨度见初战成功，信心更足了。

　　“卓如兄，我还有一种顾虑，秉三兄在这里，我当着他的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是一场儿戏。他们能考察什么宪政，他们回国后能说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秉三兄是大才，但长处在理财而不在宪政，作为一个重要随员，怕也很难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熊希龄插话：“皙子说得对，我不懂宪政，其他人也无人真正懂宪政，有的爱说几句法呀律呀的，那都是附庸风雅而已，究其实一窍不通，哪及你们二位的百分之一。”

　　“我刚才说了，五大臣出洋是个儿戏，但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即在中国实行立宪，却不能视同儿戏。若全盘都是儿戏一场的话，不但我不会答应秉三所求，反而会劝秉三不要参与其事。正因为在中国立宪是件郑重的事，我杨度就非插手不可，我也愿意力劝你梁卓如非插手不可。”

　　杨度两眼逼视梁启超。梁启超摸着尖尖的下巴，恬然望着他，思路不知不觉地被他引上了轨道。

　　“卓如兄，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中国推行宪政的蓝本是什么？会是你的《开明专制论》吗？会是我的《金铁主义》吗？都不是！它只能是五大臣回国后向太后、皇上所提出的建议设想。倘若他们在吃大菜拥洋姬之余，睡在松软的钢丝床上，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宪政胡编乱造一通，奏报上去，慈禧御笔一挥‘照此办理’，卓如兄，你想过没有，那将会把中国的未来弄成一个什么样子，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梁启超领首说：“你说得有道理，这点我倒没想过。的确如此，中国的政治，有很大部分就败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宫僚身上。”

　　“正是这样。”杨度见梁启超的思路已被自己牵过来了，忙加以肯定。“但是现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官僚我们无力去掉，五大臣考察也不能改成梁卓如、杨皙子考察，而我们又要对中国的立宪负责，希望将来推行的是真正的立宪制度，不是出自糊涂官僚的糊涂编造，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接受秉三兄的请求，精心为五大臣撰写几篇宪政考察报告，为中国的立宪画出一个精彩的蓝本。卓如兄，早在戊戌年，你就被慈禧、袁世凯扼杀了，我杨某人也在癸卯年遭扼杀，但我们力图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精卫之魂，却始终顽强地浮游在天地之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借尸还魂的鬼狐故事，它实际上寄托的是蒲松龄自己的理想。我们今天也来个借尸还魂，即借五大臣之尸，还梁卓如、杨皙子之魂；也就是说借五大臣回国禀报之尸，还中国真正的立宪新政之魂。这样，今后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卖力推行的立宪政治，就是梁、杨之辈多年来所苦苦追求的理想。卓如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又利己的绝大好事，你竟然把它看成是在为慈禧、袁世凯出力而不为，是多么可惜可悯呀！”

　　熊希龄听到这里，方才看出杨度步步营构引导梁启超人殷的苦心，也看出杨度能言善辩的说客之才，心里感叹：古之苏秦、张仪恐亦不过如此！

　　梁启超哈哈大笑：“秉三兄，你看看这个杨皙子，简直如孙猴子耍弄猪八戒一样把我戏弄了一通。自己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枪手不算，还硬要拖我上贼船。如果不上，又是以小利害大公的自私者，又是连利国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都看不出的傻瓜，看来我梁启超已无路可走，只有跟他上贼船了。秉三兄，你可要记住，明年五大臣考察回来，并报受到老太婆表扬的时候，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为他们出了大力的杨皙子哟！”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不但要奖赏皙子，还要奖赏你梁卓如。”见梁启超已答应，熊希龄满心欢喜。把举世公认的两大宪政专家都请动了，无异于刘备既得卧龙，又获凤雏，自己为中国的宪政可谓立了一大功。

　　杨度也很高兴，说：“卓如兄，也不要你写多了，只写一篇，即《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东方无别的国家，只有日本，西方选几个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比利时等等，把他们的宪政特点罗列出来，加以比较，再分别长短优劣就行了。你是日赋万言尚可睡懒觉下酒楼的怪才，这篇东西你不用三天就写好了。”

　　“皙子，你可不要乱说哟，日后传给子孙们听了，那我梁启超岂不变成唐伯虎、袁子才那样的人了。”梁启超虽否认“睡懒觉下酒楼”这句话，其实心里还是很以“才子”为得意的。

　　熊希龄说：“唐伯虎、袁子才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学都学不像。”

　　“我是羡慕死了，下决心要学像！”杨度笑了一下，又正正经经地对梁启超说，“卓如兄，我给你提个建议。用《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这个题目作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二三万字可以说清，长则二三十万字也无废话。你干脆写两份。二三万字的短篇作为五大臣考察回来的禀报上奏慈禧，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为一本书印出来广为流布，既开化了官智，又开化了民智。你再花三百块大洋请我为你做一篇序言，将今日的这段来由详详细细地写上去。那时，普天下人都晓得，原来当初五大臣的禀报就是你梁老夫子的杰作。事也做了，书也出了，名也享了，五大臣暂借的宝贝也物归原主了。梁卓如呀梁卓如，那个时候看你拿什么来感谢我！”

　　“哈哈哈！”

　　陈旧矮小的横滨寓所里，近世中国三杰的爽朗笑声，简直要将年久失修的顶棚冲破！　


一　孙毓筠造反被捕，却意外地受到礼遇
　
　


　　熊希龄回国交差后，杨度开始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精心构思蓝图。他详细地分析了行君宪制度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宪政，找出他们各自的长处。比较来看，他认为最适宜中国国情的是日本的宪政，中国的宪政应多采取日本的成法。又设想中国实施宪政应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召开国会，第二步制定宪法，第三步推行宪政。完成这三个步骤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正在这时，国内传来惊人的消息：五大臣启程的那天，车厢里发生爆炸事件，行刺者为安徽桐城籍革命党人吴樾。吴当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五大臣打道回府。杨度很担心考察之事因此而流产，写信给熊希龄，要他设法促使此事早日成行。两个多月后，五大臣再次启行。这次绍英不去了，以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又因吴樾行刺一事，朝廷急建巡警部，袁世凯推荐徐世昌任该部尚书。于是徐也不去了，改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代替。杨度这才放了心。

　　不久《中国新报》正式创刊，杨度的《金铁主义》在该报上连续刊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新报》办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革命党的《民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杨度的名气更大了。到了这年十一、二月间，日本留学生界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应清廷的请求，颁布了一份《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低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学生的公愤。全体留日学生团结一心，决定罢学回国。身为总会干事长的杨度认为全体罢学回国不合适，他一面以干事长的名义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一面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本政府交涉，企图说服日本政府修改这个规则。

　　不久，留学生界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主张自办学校。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学生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

　　这时，有一个热血澎湃的青年，见分歧不能弥合，又感于国事多艰，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的觉悟，遂毅然于十二月八日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华兴会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报》撰述人，三十一岁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陈天华。

　　陈天华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些留学生埋怨杨度在这个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有人甚至扬言要杀掉他。杨庄姐弟得知后很担心，一再劝说哥哥暂时避避风潮。于是杨度离开东京城，到乡间住了两三个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静下来后才回到田中寓所。

　　转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游荡了七八个月，提着一箱箱装满了各式各样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饰、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书报回到了上海。熊希龄再次东渡日本找到杨度。杨度的两篇文章《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及《实施宪政程序》，早已恭恭正正誊抄完毕。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五万多字，博采众论，规画精详，熊希龄看了很满意。和杨度一起再去见梁启超，谁知这位梁才子根本还没动笔。杨度责备他爽约，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二位在横滨宽住十天，我把文章赶出来，决不会比皙子的差。”

　　熊希龄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无别法，只有等他笔下出东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杨度给熊希龄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载泽领头向朝廷上个折子，说东南士民得风气之先，于立宪多有卓识，宜应趁此机会用十天半月时间召集官绅会议，并深入里巷实地考察，为立宪多做一点实务。上海十里洋场，够他们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到苏州、杭州一带走走，半个月时间他们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朝廷也会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定会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来，你就赶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龄只得照此办理。十天后梁启超拿出了《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也有三万余字，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饮冰体论文。熊希龄如获至宝，连夜乘船回国。

　　杨度期待着朝廷会按他设计的程序先召开国会，结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无召开国会之意，却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为醇王载沣以及各位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并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加。会议决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积弊明定责任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后再议宪政事。

　　于是成立了一个官制编制馆，设在恭王府之朗润园，特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大臣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库、寿耆、袁世凯为编制大臣，又派庆王奕劻，大学士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阵营庞大，规格很高，可谓郑重其事。然而议起事来却十分棘手，因为衙门的存与撤，直接关系到该衙门宫员去与留的切身利益。

　　先议军机处。坐在主位上的庆王奕劻及大学士瞿鸿机都是军机大臣，大家都不便开口，冷清的场面使得众位大员们都很尴尬。实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张百熙首先发言打破僵局，说军机处乃雍正爷由内阁中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张百熙刚一说完，载泽、世续、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众人不好再说什么了。奕劻的儿子载振于是建议，改革官制有许多事要办，军机处不如暂不议，先议别的。众人也只好同意。

　　再议内务府。内务府大臣世续端坐不语，众人大眼看小眼，也不说话。大学士那桐说，内务府管的是大内事务，外官不清楚，不好议。于是内务府也不议。理藩院尚书寿耆说，内务府既然不议，太监事也不能议，因为它牵涉到老佛爷和各位太妃、皇后、皇妃，臣子们岂能插嘴，此事宜由老佛爷来定。众大员一致同意。

　　工部尚书陆润库说，内务、太监既不议，则还有一事不能议。大家问何事。陆润库说，八旗牵连到所有的王公贵族，事关重大，弄不好得罪元老勋旧，老佛爷也会头痛。众人都说是。于是八旗亦不议。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说，翰林院设于顺治元年，二百多年来沿袭不改，向为储才养望之地，更为大学士出身之所，为天下士人所仰慕，若撤了翰林院，会使士人寒心失意。翰林出身的瞿鸿机、张百熙、徐世昌、陆润库等立刻拥护。翰林院遂亦不议。

　　就这样议了十来天，除了五不议外，什么名堂都没议出来。企图有番作为的袁世凯、徐世昌很着急，担心如此议下去会一事无成。他们寻思，必须有人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才可能扭转会议的散漫习气。这天晚上，袁世凯邀请徐世昌、戴鸿慈、张百熙、葛宝华等人到自己的寓所商议。大家议出了一套初步方案。

　　次日会上，袁世凯先发言。他以一种带兵统帅的威严果断，一扫十天来的懒怠、松懈、客套、虚伪之风，开门见山地提出他的中央官制改革的设想，拟设军机处和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学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原财政部并入该部，原太常、光禄、鸿肪三寺并入礼部，原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该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新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信邮政，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大家议了一番，也提不出多大意见。有人建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也通过了。

　　关键是官员的安排。袁世凯提出每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两员，不分满汉。眼下这个时候再分满汉畛域，显然违背时代潮流，没有人敢发表反对意见。慈禧不愿意将满人的权利拱手，让给汉人，她正要借不分畛域之机多安排满员，遂表示同意。

　　中央官制定了后，以铁良为代表的满人强硬派欲趁此机会削掉汉人的权力，鉴于各省督抚自湘淮军兴起后汉多满少的现状，力主削减督抚之权。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竭力反对。争争吵吵议不出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举措遭到日本及西方各国的冷嘲热讽。革命党人坚信必须把这个不可救药的朝廷推翻掉，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出路。

　　这个时候，最富有斗争传统的湖南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暴动的大好时机。

　　入夏以来，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尤以湖南遭受洪灾最为严重。湘中湘北一带一片汪洋泽国，淹死者三四万，灾及者四十多万，灾情之重，为有清二百余年来所仅见。地方官绅不但不赈灾，反而乘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致使抢米风潮此伏彼起。积压在贫苦人民心中的怒火，已是一触即发了。

　　五月下旬，陈天华的遗体运到了长沙，同时运来的还有另一位湘籍青年志士姚宏业的遗体。二十多天前，他因愤于反动官绅阻挠筹办中国公学，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两具烈士的遗体在素来重意气敬英灵的长沙古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省商会会长禹之谟的领导下，长沙阖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至岳麓山安葬，场面至为悲壮感人。

　　湖南官场一片惊骇，对禹之谟恨之入骨。一个月后，禹之谟参与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湖南巡抚下令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去年马福益因再次筹备起义被官府逮捕杀害，早就想为大龙头报仇的哥老会众，图谋借此人心浮动的时候重举义旗。所有这些情况，为远在东京而密切注视湘省动态的黄兴、刘揆一等人所掌握。两人计议后，派刘道一回国联络会党并策划湖南新军一起行动。

　　刘道一回到湖南后，很快与哥老会头目龚春台和华兴会成员姜守旦联系上了，约定于旧历十二月底衙门封印时举事。不料，起义前夕，龚、姜之间出现分歧，互不买账。龚自号“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姜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光复军都督”。刘道一运动新军一事，也未取得效果。

　　十一月上旬，龚、姜先后提前起义。义军声势浩大，战事顺利，很快占领了萍乡、浏阳、醴陵交界的几处重要集镇。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人都很激动，动员骨干迅速回国支援。就在这批人陆续回国的时候，起义失败了，刘道一惨遭杀害。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悲愤已极，刘揆一更是痛不欲生。他痛定思痛，和泪写了八首哭弟诗，一并在《民报》上发表。兄弟情、战友义尽溢于篇中，人人读之皆怆然涕下。孙中山、黄兴等人也纷纷写诗挽悼。

　　杨度也接到家乡来信。信上还说，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的道一夫人曹庄，闻丈夫遇害后也自缢身亡。杨度读后唏嘘不已。他虽然不赞成革命暴动，但敬重刘道一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也深为其夫人殉夫殉国的义举所感动。他不顾《中国新报》不谈革命、只言立宪的办报宗旨，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自己写的挽诗，以表达对故人的悼念：

　　　　谁识捐躯士，温然孝友身。弟兄同许国，夫妇并成仁。
　　　　碧血遗千古，丹心照百伦。至今时事亟，黾勉后来人。

　　不少革命党人原来对《中国新报》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所持的中庸态度不满，看了这首诗后，觉得杨度还是自己的同志。

　　在回国声援这次萍浏醴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是孙毓筠和胡瑛。离开东京之前，孙中山在牛达区寓所宴请他们，指示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江苏新军，胡瑛去武汉策动日知会。

　　孙毓筠现正担任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为黄兴所任，其地位仅次于总理孙中山，在总理离职时可代行其职权。黄兴在年初离开日本去香港、新加坡一带，与当地同盟会支会商议在中国南部起义的事，于是庶务总干事一职便由原任评议部评议员的孙毓筠担任。

　　孙毓筠乃安徽寿州人。其先世为山东济宁州人，因荒年逃难来到寿州城外，见当地有一棵出奇高大的柳树，认定此地风水好，可发后人，便在此定居下来，将此地取名为大柳树村。孙姓逃荒者有两个儿子，他叫长子学做生意，叫次子读书。心里盘算着无论是发财还是做官，他家里都沾得上。

　　大柳树村的风水果然被相中了。长房以贩布起家，传到第三代便家道殷富，买了上百亩好田。二房代代读书，到了第四代，出了一个三年一遇的天下第一人，他就是状元出身的现任大学士孙家鼐，人称寿州相国，把个孙氏家族引进了清华高贵的门第圈。

　　孙毓筠是长房的第六代。他见族叔祖位高望重，十分羡慕，乃发愤读书，十八岁考中秀才。考了一次举人未中，孙毓筠便不耐烦再熬光阴，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就纳资捐了个同知，有了个从四品的官衔。他还不甘心，又加码捐了个正四品道员。他寻思着只要哪里有缺，再送上二三千两银子，便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现任道台大人了。久候无缺，他又在家里迷上了佛经。一部《楞严》、《圆觉》迷得他如醉如痴，想起尘世的千般烦恼万种辛苦，他几次要披发入山做和尚。老母娇妻苦苦哀求，才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去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杀身成仁的壮举赢得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的称赞，人们视之为当代的荆柯、聂政。吴樾人虽死去，名声却播于九州。孙毓筠尽管是富家子弟，养尊处优，但社会的弊端，朝廷的腐败，他也看得很清楚。从吴樾虽死犹荣的舆论中，他看出革命是顺人心合潮流的正义行为，于是决定摈弃做满人官僚、释氏门徒的想法，一心一意去走革命之路。

　　孙毓筠一旦下了决心，便采取断然的行动。他变卖家里的良田，在寿州办起了一座小学校，聘请老师向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他生性挥金如土，从家里掏出大量银钱支援附近境遇困难的反清志士，从而结识了大批朋友。他又要妻子汪钰带两个儿子到日本求学。今年三月他自己也来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捐款十万银元充作革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