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第5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到日本求学。今年三月他自己也来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捐款十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孙毓筠对革命的热情，赢得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尊重，大家都推举他为庶务总干事。

　　孙毓筠到南京后便设法与新军取得联系。当时江苏新军的番号为第九镇，里面有许多革命志士在活动，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宫同情革命。孙毓筠见第九镇基础很好，放松了警惕，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了起来。

　　孙毓筠抱着一死成仁的心愿等待官府对他的审讯判决。但奇怪的是，官府却对他的待遇很好，将他安置在南京城内一个花园别墅里，身边还有两个人招呼。每天好酒好菜地送上来，还有一间书房供他读书写字，一切都不亚于寿州家里的贵公子生活。惟一不同之处，就是院墙外有人持枪守卫着，他不得迈出大门一步。孙毓筠好生奇怪，但从不问身边的人，每天看书写字喝酒吃肉，心里既不多想，便也活得安闲自在。

　　这样地过了将近一个月，孙毓筠成仁之念逐渐削弱，对生命对妻儿的眷恋日益强烈，然而他却不愿以自首来换取自由，他认为那是可耻的行为。他也猜想，这种非同一般的待遇中必有一个究竟，院墙之外或许正在进行着某种不平常的活动。

　　是的，孙毓筠的分析没有错。他的卷宗由南京巡防营呈送到两江总督衙门时，因出国考察宪政有功，刚从湘抚任上擢升为江督的端方便亲自审阅。

　　端方字午桥，是一个精于宦术的满洲正白旗人。庚子年，慈禧逃难到西安，那时他正做着陕西巡抚。他看准时机，对难境中的慈禧百般逢迎讨好，亲率军队日夜拱卫在她的身边。端方的忠诚赢得了慈禧的欢心，从此成了慈禧的亲信。出国、擢升，便都是慈禧后来对他的酬谢。

　　鉴于革命党排满行动得到汉人普遍支持的现实，考察回国之后，他给慈禧上了一道请平满汉畛域的密折，建议改定宫制，除满汉缺分名目，撤各省旗人驻防，以示朝廷放心汉人；废止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允许满汉自由联姻，融合满汉为一家，使革命党无机可乘。他的这道密折，得到慈禧的默认。他尽力做到与汉大员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并看出袁世凯是汉大员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日后前途无量，便与袁私下订了婚姻，将长女许配给袁的第五子克权，一旦满汉不通婚之规定废止，便将女儿送进袁府。袁世凯自然也巴不得结下这门亲事，满口答应。

　　打开卷宗，孙毓筠的寿州籍贯，立即引起了端方的警觉：孙家鼐也是寿州人，此孙与彼孙是否为一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孙家鼐，问孙毓筠是否华族？回电很快到了南京，然则答非所问：“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端方拿着这封电报仔细推敲：“此子顽劣异常”这句话，显然是长辈指责晚辈的口气，无异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同一家族的关系。“请严加管束”这一句貌似严厉，实际是叫他网开一面。因为对于煽动军队造反的革命党，早已超出了“管束”的范围，应判处杀头的极刑。到底是状元，电文回得既意思明白，又不落把柄，端方很是佩服，他要借此案来取悦这位汉员中的大老。

　　就在这个时候，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在积极设法营救孙毓筠。有人提出，杨度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写察报，端方为五大臣之一，他与杨度一定有往来。杨度既然能够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悼念刘道一的挽诗，也一定会愿意请端方赦免孙毓筠。

　　孙毓筠离开东京后接替其庶务总干事一职的是宋教仁。黄马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从武汉逃到上海，在去日本的船上结识了杨度。宋教仁长相英俊，谈吐倜傥，二人在船上一见如故。于是宋教仁来找杨度，请他帮忙，并指出孙毓筠与孙家鼐的关系。杨度一口答应。

　　其实，杨度与端方毫无私交可言。原定的五大臣，他仅与徐世昌有过一面之识，后来徐并没有出国，真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杨度一个也不认识。杨度之所以答应给端方写信求情，有几层考虑。

　　一来同盟会乃是由于他介绍孙黄相识后的产物，东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同盟会有感情。二来宋教仁亲来求他。杨度的性格，凡别人有急难之事来求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帮得了忙，总是先一口答应下来，再想办法。何况孙毓筠毁家办学兴教育，就凭这一点，杨度看定孙是一个胸襟不俗的人，他也乐意倾力相助。三来他要以此检验端方对他的态度，买不买他的人情，由端方的态度可以推测到其他四位出国大臣对他的态度，甚至还可以推测到整个清廷对他的重视程度。四则大学士孙家鼐是孙毓筠的族叔祖，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且送一分情谊给他，日后保不了有可用之处。

　　杨度提笔作书，不谈孙毓筠加入同盟会的事，也回避他此番回国的目的，大谈特谈孙卖田产办小学的事，称赞他是响应朝廷废科举办学堂的号召，是爱国爱民的表现，且本人出身世家，学问优长，乃国家有用的人才。信的末尾说：

　　　　午帅自泰西归来，数上奏疏，恳请朝廷早日立宪，声望日隆，国人及海外留学生甚至有伊藤、板垣之比。且午帅素惜人才，以识才
　　护才为己任，向为士人所景仰。孙毓筠行事或有所孟浪，然心则在救亡图存。望午帅怜其年轻不更世事，宽免其罪，为孙氏留一顶门之
　　柱，为国家存一可用之才。

　　端方接到这封信后很是高兴。杨度的才学他早已知道，见这个有学问的宪政专家将他视为伊藤、坂垣式的人物，便也就以这两位东洋名相自许，企图通过杨度和孙毓筠与海外留学生搭上联系，网罗其中的人才，组建自己的班底，日后好干一番大业。

　　端方怀着这种心思，亲笔给杨度回了封信：“孙生文理通顺，门第清华，当秉高谊，求人于轻。”

　　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外间交易，孙毓筠才得以舒适地生活在小院落里，而这种舒适的生活，又正是端方软化孙的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天午后，孙毓筠午睡刚起，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对他说：“小贵，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你的乡亲杜宗路呀！”

　　孙毓筠疑惑地看着来人，一口道地的寿州话是不错，但面孔却陌生得很，名字也未听说过，最奇怪的是，他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孙摇了摇头。

　　杜宗路在他身边坐下来，依旧笑着说：“小贵，你自然不会认识我了。我离开寿州那年到过你家，你还只有七岁，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昨天从苏北回南京，听说午帅软禁的是你，大吃一惊。你虽然长成大人了，但五官轮廓还是跟小时候一个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杜宗路滔滔不绝地讲着，孙毓筠的脑子里却总想不起这个人来：“你认识家父？”

　　“岂只是识得，我们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哩！令尊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他当兄长看待。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手里缺钱的时候，令尊大人还常常周济我，我至今仍然很感激他。”

　　孙毓筠的父亲为人慷慨，亲友们在银钱上凡有所求，都肯帮助，这个性格也传给了儿子。孙毓筠见他说得真切，相信他是父亲的朋友，说：“这样说来，我该叫你杜叔了。”

　　“不敢当！”杜宗路说，“我行三，你就叫我杜三吧！”

　　“那怎么行！”孙毓筠说，“杜三叔，你现在哪里供职？”

　　杜宗路也不再客气了，笑着答：“因为乡试落第，我离开了寿州，经人介绍到祁门县衙门学做师爷，以后又去绩溪、青阳做师爷，做了十来年，不甚得意。后来听说午帅是满洲三才子之一，最爱才，于是就去投奔他。那时午帅还在直隶做道台。我办的第一件公文就得到午帅的赏识，从那以后跟了午帅已十年。每有机会，他都保举我，我现在已是五品衔的候补知府了。”

　　孙毓筠笑着说：“师爷做到这个位置也真不低了。”

　　“这全靠午帅的恩典。”杜老三说，“孙少爷，你何苦放着富贵公子不做，却硬要往枉死城里钻？这次幸好遇到怜才的端午帅，若碰到别人手里，早已没命了。”

　　孙毓筠已明白了，这个杜老三是端方派来的说客。假若这个说客是一个月前来的话，他会毫不客气地轰之出门。但现在，一种强烈的对生的渴望，促使他欢迎说客的到来。孙毓筠并不是一个卑污的小人，他不愿为活命而当叛徒。这些天来，他在心里盘算过，最好是既能走出囚室，同时又不失气节，只是他一时想不出一个好主意。

　　“我并不是一心要钻枉死城，因为国家弊病太多了，非要有人起来动员大家革除这些弊病不可！”

　　“孙少爷，你是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我很敬佩你。我们这个国家的确弊病很多，要革除。”杜老三态度十分诚恳。“现在朝廷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从太后到令叔祖孙中堂到袁帅、午帅都在力求设法革除国家的弊病。午帅很欣赏你的志向，却为你所选择的方式而遗憾。”

　　孙毓筠不做声，静静地听着。杜三知他的心思在动，继续劝道：“孙少爷，午帅有心要保全你，他不能当面跟你谈，特为叫我来给你通个消息，只要你承认所主张的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午帅就会向朝廷奏请宽免你。”

　　孙毓筠说：“杜三叔，你可能不知道，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我都主张。在两种革命的次序上，我认为只有先进行种族革命，即推翻满洲人的朝廷，然后再进行政治革命。”

　　“小贵呀，你叫我杜三叔，我不敢当，但我毕竟比你痴长二十多岁，我今天以兄长的身份开导你，请你听我几句。”杜三轻轻拍着孙毓筠的肩膀，以一种亲切的父执态度说，“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要从满人的手里光复汉人的政权，我何尝不理解？不瞒你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令尊大人在寿州老家就经常谈满汉之间的问题，也谈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是不是汉奸的问题。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从满人入关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二百多年来，汉人中的不少杰出人物，远的不说，近世如林则徐，如陶澍，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满人的朝廷办事，又如令叔祖寿州相国也是朝廷的干臣，难道他们都是追求富贵而忘记了祖宗的叛臣孽子吗？不是的！小贵呀你还年轻，还不太懂世事，大哥我明年就五十岁了，见的事多了。大哥我对你说句实心话，皇帝由哪个民族的人做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政治清明。满人中的康熙、乾隆，比起历代汉人中那些英明君主来说都不逊色，而汉人中的隋炀帝、明武宗也决不会比同治帝、光绪帝高明。既然满人朝廷愿意立宪，我们为何不促使它一起把这件事办好，非要进行种族革命把它推翻呢？小贵，你想没想过，一旦行种族革命，双方必定是大开战争，遭殃受罪的还不是老百姓吗？”

　　孙毓筠的反满革命思想本不十分坚定，听了杜三这番话，也觉得有道理，口里没做声，头不自觉地点了几下。杜三高兴，继续说：“你知道吗，你的朋友杨度特为从东京写信给午帅，请午帅宽免你。”

　　孙毓筠在东京久闻杨度大名，但从未见过面，更无交往，谈不上朋友。不料杨度此时从万里之外致书端方，孙毓筠对杨度顿生感激之情，觉得杨度真正是个好人，难怪能在东京留学生界中有很高的威信。

　　“午帅说，像杨度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是为国为民着想的人。他只谈政治革命，不谈种族革命，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可以　称得上真知灼见。午帅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好友的一番厚意。”

　　杨度致书说情一事给孙毓筠很大的震动。他对杜三说：“杜三叔，你去告诉端中丞，我要好好想想。”

　　“是要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大哥我一声，大哥一定替你帮忙。”

　　杜三说完出了门。

　　孙毓筠在舒适的小院落里整整想了一天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

　　假若这次策划新军成功，起义发动了，把个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自己或战死或被捉杀头都值得，因为那将作为一个壮烈牺牲的暴动领袖而播于人口。而现在事情未成，就这样悄没声息地被处死，那就太不值得了。若能活下去，就应该力争活下去，政治革命也罢，种族革命也罢，总之都是革命。放弃种族革命而不放弃政治革命，也不能算背弃革命，因而也就不能算叛徒。既不变节，又能得宽免，为什么不干呢？再说，杜三的话也不无道理，并不一定非要行种族革命不可，政治革命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今后出去了，一定要去拜见杨度，当面请教救中国的道理。想到这里，孙毓筠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要身边侍候的人向端方察告愿写供词。端方见杜三游说成功，立即派人送来一套名贵的文房四宝以示关怀。

　　孙毓筠花了十来天时间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思想做了一番清理，写了一份长长的供词。他先叙述自己的家世，然后写由科举功名转向佛学研究，再由佛学研究转向种族革命，继而终于明白了政治革命才是救国的正确选择。最后他向端方建言，以改良政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革命派，固然大有人在，而以推翻满人政权实行种族革命的人士也不少，为朝廷计，为午帅计，对行种族革命的人不宜株连太甚，否则将激起更大的反抗。宽赦革命党人，才是消弭祸变的办法。为了让朝廷和端方更加放心，他在供词的结尾部分表示，此番获释后，他将披发入山重新研究佛学，妻儿财产既无所恋，世事纷争亦不再与闻。

　　端方依照这份供词向朝廷报告，鉴于孙犯已改变立场，宜从轻处罚，判囚禁五年。实际上，端方在总督衙门后花园里收拾一间小房子，将孙毓筠安置在这里读书。杜三告诉孙毓筠，应将端午帅有意保全的良苦用心告诉族叔祖。于是孙毓筠写信给孙家鼐，详告一切。同时又给杨度写了一封信，向他致以谢意，并表示出去后一定拜他为师钻研宪政。而此时的杨度，正面临着生命航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二　千惠子的眼泪，滕原勾画的蓝图。准备回国的杨度的心迷乱了
　
　


　　自从清政府向中外宣示预备立宪以来，海内海外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宪法制定了，君权受到限制，民权得到扩大，政治得以改革，经济随之而发达，军事随之而强大，贫弱落后的中国很快就像日本、德国、英国一样地强盛起来了。他们更加自觉地鼓动民众拥护朝廷，劝说持革命排满主张的朋友放弃武装暴动，一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促进国家的进步。不久，厘定后的新官制名单公布，十三个军机处大臣及部务大臣，满七蒙一汉五，全国哗然，不少立宪党人也深为失望。但尽管如此，大部分立宪派仍盼望朝廷能将宪政推行下去。

　　立宪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一面大量撰写关于立宪政治的理论文章，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刊登，一面联络同志组建新党。在蒋智由、陈景仁等人的活动下，１９０７年夏季，一个名叫政闻社的党派成立了。梁启超写了一篇政闻社宣言，公开发表，向世人宣示他们所持主义的四大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规定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同时郑重声明，政闻社决不干犯皇室的尊严，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只是履行立宪国家的国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公权。

　　政闻社反对革命讨好朝廷的态度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怒，当他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张继率领四百多个同盟会会员捣毁会场。有人脱下脚上的皮鞋击中了梁启超的脸，梁吓得夺窗而逃。会没开完就散了。

　　杨度虽然没有参加政闻社，并且对蒋智由等人在组党过程中谋私的行径多有不满，但对张继和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如此野蛮的行为非常反感。他愤而致书张继，谴责张带头破坏集会的本身便是违背宪法。杨度责问张继：“如果让你们这样的人今后成了功，那岂不是以暴易暴，百姓还能有自由吗？”

　　张继笑杨度书呆子气十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杨度和他断了交。

　　这时国内拥护朝廷预备立宪的团体也相继产生。江浙一带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主持这些团体的人都是文化界或实业界的名流，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官场对他们也优礼有加。这一天，方表特来告诉杨度，梁焕奎、范旭东等人正在酝酿成立宪政公会，有拥戴杨度为会长之意，问他肯否回国筹办。方表字叔章，湖南长沙人，弘文学院的留学生，因常给《中国新报》投稿，鼓吹君宪，受到杨度的赏识，彼此成了好朋友。年初杨度发起建立了一个名为政俗调查会的组织，方表是会中的活跃分子。

　　杨度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动了起来。这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原先那个一回国便主持朝政的理想与现实脱离得太远了。

　　首先是《中国新报》令他沮丧。报纸刚创办时，由于他的《金铁主义》在每期上连载，引起人们的注目，读报买报的人不少，来势很好。但《金铁主义》一登完，再没有重头文章接着上，报纸的影响便立即下跌。稿件虽不缺，但好文章却不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都投了《民报》，宣扬立宪的文章都被《新民丛报》搜罗。杨度自己要操办杂务，不可能腾出时间再写大文章，幸赖方表、陆鸿达、杨德邻等人还能时常有点够分量的文章，才使得报纸维持了下来，然而当初所希望的目标却没达到。由于销量不大，经费亏损厉害，古倭刀所换来的银元用得差不多了。虽说只要开口，滕原先生一定会支助，但杨度不愿开这个口。

　　再就是政俗调查会也不兴旺。杨度办政俗调查会，名义上是调查日本的政治和民俗，实际上是把它作为推行金铁主义的政党来办。但是，留学生中那些热心政治愿意参加会团组织的人，不是被同盟会招去，便是被梁启超的宪政会网罗，投靠政俗调查会的不过寥寥十余人，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党派。

　　看来在日本再呆下去，也难以蓄养更大的名望，不如回国去为好。主持江浙鄂等省立宪会的人，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都是大名士，若出任湖南宪政会会长，社会名望也自然不低。梁、范都是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依仗他们的财力将湖南的宪政会办起来，再出面联络各省，自己不就成了全国推动宪政的在野领袖么！想到这里，杨度激动起来，他觉得应该立即收拾行装买舟渡海。他轻轻哼起了杜少陵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圣当年渴望回乡的狂喜给他平添豪情。他走到墙边，将挂在墙上的《湖南少年歌》取下卷起。这是他寓居东京四年期间最得意的一部作品，他要将它带回国去，张挂于故乡的书斋里。卷着卷着，耳畔忽然响起了甜甜脆脆的少女的声音：“爷爷，这篇歌行写得真好！”这不是千惠子的话吗？

　　几年来，每当自我欣赏《湖南少年歌》的时候，杨度的耳边便会响起这句话来，它给他无限温馨和美妙的回忆。每当这时，他整个身心都会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感觉之中。而现在要收起它回国了，这岂不意味着将要与千惠子永远地分别？富裕强盛的日本国，繁荣美丽的东京城，杨度可以一拔脚就离开，毫不留恋，因为它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热情友好彬彬有礼的日本朋友，他可以鞠躬告别，不多牵挂，因为毕竟各有各的事业；共同战斗友谊深厚的留学生，他可以暂时分手，无须话别，因为毕竟不久尚可在国内重逢。只有她，千惠子，却令胸怀大志而又多情多意的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难以割舍。今后的岁月里，怎么可以见不到她的倩影，听不到她的笑语？这简直是不能想像的事！卷起的《湖南少年歌》又松开了，从手中掉落到榻榻米上，几分钟前激动狂热的杨度陷在不可解脱的痛苦之中。

　　杨度明白，他深深地爱着千惠子，千惠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只是四年来谁也没有把这层纸捅穿罢了！有一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田中老先生提到了孙女的婚事。他说千惠子姓滕原，是滕原家的人，滕原家的香火要靠她来传，因而她不能嫁到外国去。杨度听了心里一怔。多少次，杨度很想向千惠子说几句爱慕的心声，但一想起田中的那番话，便止住不开口了。再说，自己已有妻室。这些年来，黄氏对丈夫一片忠贞，对婆母竭尽孝顺，又为杨家生了儿子，休掉她，于情于理都不合；不休黄氏，能让千惠子做二房吗？对于一个豪富家族的千金小姐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留日学生中有不少像代懿那样跟所喜欢的日本女子苟且偷情的人，有的甚至还生下了儿女，但他们又并不负责任，说声回国了，一走了之，将风流债怨留在异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