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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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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喜爱唱歌的女性，不分唱法、不计年龄、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并通过层层淘汰选拔，征选出真正代表观众意愿的“优秀女声”。设计者们给这样的节目取了一个在中国字典里都查不到的别样名称：选秀“选秀”多用于国外篮球俱乐部在赛季开始前选择好的年轻队员。“秀”即英文“show”的谐音翻译，意为表演、展示
2004年，湖南卫视举办首届“超级女声”大赛。活动一推出，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纷纷前来报名，长沙、武汉、成都等唱区报名人数全都突破一万人，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6岁，很快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聚焦。这一年，来自四川德阳的15岁女孩张含韵在一夜之间成为大众皆知的明星，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就此上演。
2005年，第二届“超级女声”重装上阵。主办方把范围扩展到全国5个大城市，除了大本营长沙外，“超级女声”的“战略分舵”延伸至广州、成都、杭州和郑州。在童话主角张含韵“酸酸甜甜”笑容的号召下，无数怀揣着梦想的女生纷纷而来。在杭州赛区，超过3万人的火爆报名场景，令报名点附近的餐馆人气超旺。离报名现场最近的一家馄饨店老板说，“平常我们每天卖出200份馄饨，那9天里每天能卖出350份馄饨！”在成都赛区，报名人数不断攀升，1万、2万、4万极限还不知道在哪里。四川媒体最简捷的概括是：“太吓人了！人山人海！”
也许不会再有其他的节目，会比“超级女声”拥有更多的演员和观众。在万人海选阶段，平均每人只有几十秒钟的表现机会。一位位青春靓丽的少女展开歌喉，如流水般在镜头前闪过，给评委和观众们展示她们的“拿手好戏”。
在这场游戏中，评委往往是“武林前辈”，可以居高临下地点评舞台上任何人的唱功水平。评委也手持“尚方宝剑”，除了送选手上“PK台”外，也可放选手一条生路。
观众的力量不可忽视，最服众的人才最有希望成为“盟主”，所以在这场游戏中观众的投票举足轻重。短信票数最低，也就是最没人气的选手，一定要上PK台；而这把“铡刀”会落在谁的脖子上，则由大众评审来决定。
舞台之上，选手们都在卖力地较量、竞争。而在选手背后的歌迷之间，也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2005年第二届“超级女声”比赛期间，每到周末，飞往长沙的班机总是被各地的“粉丝”和记者挤得满满当当。进入十强淘汰赛，各位选手“粉丝”们的“拉票”活动也进入空前高涨时期。在长沙某移动营业厅，一个“玉米”花了50万买下万张神州行，发短信投票支持李宇春；在杭州，一个为张靓颖拉票的整版广告出现在《青年时报》上，“让我们一起支持张靓颖”十个大字占据了整个版面
2005年的“超级女声”以前所未有的火爆和高调落下帷幕。在这场没有门槛的“平民造星运动”中，五大唱区共吸引了15万人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收看前5场总决选的观众总量达到1。95亿人，湖南卫视晚间同时段排名在全国所有卫星频道中位居第一。
这个看似是一个歌手选拔赛的电视节目，却让主办者、参与者、观看者、赞助商以及合作者等各方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超级女声”在这一年成了一个被公众关注的“超级现象”，它的成功似乎让中国的电视娱乐业又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让中国的电视观众也找到了一种新的自我展示方式。
“超级女声”一时搅动的不仅是娱乐江湖、电视江湖，而且波及社会、传媒以及文化领域。甚至被冠以“庶民的胜利”、“具有革命意义的娱乐节目”、“小女生们的大课堂”等种种美称，更有甚者，将其拔高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的高度。溢美之词，不胜枚举。
第二部分 第83节：寻乐（9）
中国的“超女”风暴在国外也引起关注。“这个国家的人民乐于投票选出他们所喜爱的女孩儿。”在大洋彼岸，《今日美国》的报道用惊叹的句式如此评价。在2005年10月3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超女”冠军李宇春赫然出现在周刊封面上。
进入2006年，中国的娱乐选秀节目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局面，除了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外，其他各个电视台都推出了选秀节目，诸如“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绝对唱响”、“名师高徒”、“超级少年”电视选秀节目一时间铺天盖地，在每个周末，电视里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选歌手，选舞者，选演员，选超级家庭、超级宝宝、超级少年、超级创业能手选手们在赛场上的点点滴滴都成为人们见面时的寒暄语。
越来越多的选秀活动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称奇的是，2006年在成都，一个20岁的女孩子选用了“海选报名—现场PK—专家评选—观众投票”这样的跳舞、唱歌比赛方式为自己征选男友，美其名曰“比舞招亲”。主办者透露，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不仅可以抱得美人归，还将获得10万元的陪嫁。
选秀节目多了，也就杂了，媒体舆论，茶余饭后的议论声也就四起。当大量的选秀节目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有人开始对选秀节目“发难”。2006年4月20日，原国家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对“超女”、“好男”发出“炮轰”，认为“超女”们是对艺术的玷污，并抛出了“超女有毒”论。“超女的毒害在于参加者和观众受到错误引导，认为不用努力就可以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从艺术角度看，像超女这样一夜成名是不可能的，是违背艺术规律的。超女的收视率越高，毒害就会越大。”刘忠德认为此类选秀节目的最大罪恶就是为社会的浮躁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忠德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争鸣。赞成选秀节目者认为，选秀节目“想唱就唱”的口号，意含着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它“起点”是公平的，而之后的“PK”淘汰赛则符合了“优胜劣汰”的生态规则。同时，选秀节目特别尊重草根利益，过去的选美、歌唱比赛等节目都是选拔精英，标准很高，评委很专业，而选秀节目主要是平民的参与和对话。从“精英歌唱”转向对“草根唱歌”的尊重，让这种节目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烈的参与意识。观众得其乐，主办方得其利，参与者得其名，这样一个多赢局面，有谁不乐意去做这样的事呢？
反对选秀节目者认为，在选秀节目中，一些参选者为了吸引评委注意，无不刻意地在打扮装饰上大做文章，小小年纪，就浓妆艳抹，头发染得五彩缤纷，还有暴露的服装与稀奇古怪的饰品，少男少女的朴素本色和清纯气质全然被一扫而光。如此，对人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会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此外，选秀节目利用人们喜欢窥视别人丑态的阴暗心理，以此来提高收视率。而且有的选手长相不好，有的选手唱功太差，而评委更是不留余地出言讽刺，台上评委骂选手，台下选手骂评委，由此引发大面积的“审丑”狂潮和商业化炒作。在一些节目中还出现“暗箱操作”、“黑幕说”等问题。在这种集体的疯狂娱乐中，人们极易被鲜花、掌声、尖叫、眼泪所蒙蔽，对选秀节目入迷到这个程度，不能不说是有点畸形了。
茶余饭后的议论声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的看法铺天盖地，而选秀热潮仍然向前推进。进入秋季，也是各个选秀节目的收获季节，各自都如愿以偿地选出了自己的“民星”。“选星”的同时，各个节目也是赚得盆满钵满。计算显示，仅2005年“超女”这一项选秀活动，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累计已超过7。6亿元，而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达几十亿元。据测算，2006年上海东方卫视的几档选秀节目各环节价值超过38亿元，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达到76。89亿元。
第二部分 第84节：寻乐（10）
如果说2006年是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爆炸式增长年，那么进入2007年，简直就可以说是电视选秀节目的泛滥年了。那些怀抱着明星梦想的少男少女们，满怀热情地奔向选秀的舞台和战场，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特长”。
2007年，选秀开始渗透到其他行业和领域。一家航空公司首次以电视选拔形式招聘空姐；网络选秀开始盛行，各大门户网站纷纷推出网络选秀活动。
密集的赛事，浮躁的风气，层出不穷的八卦泛滥必然成灾，2007年8月，重庆卫视一档选秀节目因“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这是自中国选秀节目诞生以后第一档被停播的节目。随后，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各种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
在2007年，曾创造出收视奇迹的电视选秀节目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疲软迹象。“每次都是形式单一的选手介绍、演唱歌曲、评委点评，时间一长就没有意思了。”“几乎每个周末都播出，每次播出的内容都差不多，一开始看着还行，看过几次就不愿意看了。”节目同质化严重，观众审美出现疲劳，注意力开始减弱许多选秀节目都面临着收视率衰退、获胜者知名度下降等问题，选秀节目开始呈现出一种虚火的态势。
经历疯狂之后，平民选秀娱乐神话逐渐破灭。娱乐选秀也被乌七八糟的气氛戳得千疮百孔，公众的激情开始削弱，原来的一片叫好声，迅速切换成一片更大分贝的指责声。平民选秀从辉煌迅速跌落至低谷，最后还遭到广电总局的严厉“腰斩”，选秀之风日渐趋弱。进入2008年，因为是奥运年，这一年不少电视台都暂停选秀节目，在为奥运让位的同时，也主动给选秀节目降温。虽然2008年还有部分选秀节目仍在开展，但选秀的狂潮在渐渐地消退。
从2002年被介绍到中国，到2003年的首次实践，经过2004年和2005年的探索与发展，然后到2006年的爆炸式增长，2007年的泛滥成灾，最后到2008年的衰退。潮起潮落，电视选秀节目在中国走过7个年头，作为一种电视节目形态，在全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实属罕见。
倡导与误导、通俗与低俗、透明与黑幕、宣传与炒作、精英与草根、明星与“民星”自那些选秀节目出现后，誉者众，毁者也不少。在掌声、欢呼声、质疑声中，选秀节目持续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热门话题，其对大众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能力以及毁誉参半的大众评说，构成了中国电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恶搞”带来的快感
当选秀狂潮席卷中国电视荧屏时，在互联网上，一股“恶搞”狂潮也在盛行。如果要在21世纪前十年间寻找一个比电视选秀更加吸引人们眼球的娱乐热点，那么互联网上的“恶搞”则是一个焦点。
2005年12月，由陈凯歌执导、投资3。5亿元人民币的电影《无极》上映，这部在当时中国投资最大的商业大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虽然这部影片最终没有走红，但它却捧红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友——胡戈。
2005年末，电影《无极》在影院里热映的时候，互联网上一段叫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短片也在疯狂地流传。这部“篡改”电影《无极》而成的20分钟短片，讲述的不再是原片中那段掺和着爱情的魔幻故事，而是借用了《无极》中的人物形象和影像资料，重新赋予人物不同的身份，如娱乐城总经理、模特、城管小队长、谈判专家等。短片颠覆原有情节，重新剪辑、配音，用一个法治专题节目的形式，演绎了一起无厘头风格的杀人案件侦破过程。整个短片以不紧不慢、欲擒故纵的节奏，解剖着“案情”的来龙去脉，令人捧腹不止。
这部短片的制作者叫胡戈，他袒露，制作“馒头血案”纯粹是自娱自乐，只是为了搞笑和娱乐。众多看过该短片的网民都认为它十分有趣，对作者胡戈也十分追捧，并力挺胡戈这位网络“牛人”。
一边是号称巨额投资的“商业大片”，上映后却并不叫好；另一边却是完全由个人完成，从构思到制作不到10天时间的20分钟短片，上传到网络后却“好评如潮”。《无极》被“恶搞”后，“恶搞”之风一发不可收拾。互联网上“恶搞”大片的做法立即形成一股风气，《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中国商业大片无一幸免，都被制作成滑稽搞笑的视频短片，放在互联网上传播。
第二部分 第85节：寻乐（11）
除了“恶搞”大片外，从流行歌曲、热门电视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在2005年前后，在媒体上的文化新闻中，看到和听到最多的是“恶搞”的新闻。一会儿是“四大名著遭恶搞”，一会儿是“伟大诗人屈原被恶搞”，一会儿又是“孔子遭恶搞”“恶搞”之风愈演愈烈，几乎充满了人们的视听空间。
这些以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呈现出来的“恶搞”作品，完全以颠覆性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表达方式来解构所谓的“正常”，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震”，颇是新鲜好看。“恶搞”和“选秀”一样，成为21世纪之初中国的流行词，有人评价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新表现形式。
对于“恶搞”，正如“馒头血案”的作者胡戈所说，他不是第一个。在2000年初，一部叫“《粮食》”的短片曾在电视圈内部流传，这部短片采用1959年抗战故事片《粮食》的画面，重新配音剪辑，将鬼子抢粮的故事改编成了某电视台节目组之间争夺新闻片源的故事。2001年2月，照着《粮食》的思路，有人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两部影片重新编剧、剪辑、配音，制作了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短片。这部短片虚拟了某电视台内部“权力斗争”的情节，影片中的人物分别安上实际工作人员的名字，恰如其分、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些人的性格和语言特征。
2001年11月，在北京某演艺协会年会上，有人把《东邪西毒》、《大话西游》、《荆轲刺秦王》、《智取威虎山》等多部影片重新编剧、配音、剪辑，把当年发生的“中国加入WTO、冲击2002世界杯、申奥成功、9·11事件”等各个大事编排在一起，制作了一部19分钟的《大史记》短片，为晚会提供“佐料”。
由于这三部短片都出自电视台专业人士之手，在剪辑、配音、口型、音效、台词脚本以及剧情连接的完整性等方面均极为讲究。不少“内部人”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有趣、好玩，便纷纷以自己观看或收藏为由，要求备份光盘。备份得多了，这些短片很快被泄漏到互联网上，从2002年开始，有人把以上三部短片组合成“《大史记》三部曲”上传到网上，并以极快的速度流传开来。
经过2000—2002年“《大史记》三部曲”的孕育和铺垫，在2003—2004年，网络上陆续出现了《网络惊魂》、《007复仇记》等“恶搞”作品。其中《网络惊魂》和《007复仇记》这两部作品反映的是中国电信业两家企业的服务状况，颇具讽刺意味，带有明显的调侃和攻击色彩，将“恶搞”直接带入了商业竞争领域。
到2005年，随着胡戈“馒头血案”的问世，“恶搞”从小众推到了大众，“恶搞”之风劲刮猛吹。在接下来的2006年和2007年，出现了《春运帝国》、《新龙门票贩》、《后舍男生》、《正经秀》、《真人漫画》等一系列“恶搞”作品。从方言配音到电影剪辑，从“恶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到明星艺人，“恶搞”之风盛行至极。
在此期间，“恶搞”之风俨然已从一部分网友“没事偷着乐”的个体行为，变成了大众的集体娱乐，并渗透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不仅网络上出现了“恶搞”狂潮，电影、电视上也出现“恶搞”之风。2006年底上映的《大电影之数百亿》，据说投资了1000多万，以幽默颠覆性的手段“恶搞”20部大片，堪称是中国“恶搞”史上的“最大手笔”。在2007年某卫视的春节晚会上，小品《菊花台上的夜宴》把《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和《三峡好人》三部影片融合在一起，对其进行颠覆演绎。就连中央电视台的名牌电视栏目《电影传奇》，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超级颠覆性“恶搞”。一部电视系列剧《武林外传》则被人们誉为是最普及、最流行的电视剧“恶搞”作品。
2005年以后的“恶搞”作品最大特征就是“强烈关注社会现实”。如《春运帝国》和《新龙门票贩》这两部作品，都以调侃的语气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不少“恶搞”作品则将表现的内容对准大家都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关怀起民生疾苦来，颇具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第二部分 第86节：寻乐（12）
对于那些“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恶搞”作品，很多网友都纷纷感叹：“以前电视上、报纸上都是用非常严肃的面孔来报道这类问题，说得多了大家反倒不以为然，这样看似‘恶搞’的方式给人的印象深刻，比起刻板的说教更有教育意义，更能让人接受。”
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恶搞”已经从普通意义上的搞笑，转变成为担负起具备文化意义的批评武器，将传统的一本正经的文艺批评拉下殿堂，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形式。有分析说：“恶搞文化”是在新时期下平民大众创造的一种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追根溯源，“恶搞文化”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它也应该算是一种“舶来品”。“恶搞文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游戏界，起先是教游戏玩家如何把“烂游戏认真玩”，即有“认真面对烂东西”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游戏玩法传入中国台湾，成为台湾网络上一种重新解构流行文化的工具，这种新文化工具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中国内地。
有人给“恶搞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常见形式就是将一些既成的话题、节目等改编后再次发布。
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界定的话，世界上出现最早、发展最成熟的“恶搞文化”可能还数美国。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科学幽默杂志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搞笑诺贝尔奖”，它模仿诺贝尔奖，颁奖给那些无法重做亦不应被重现的科学研究。如在200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中，美国人米勒获得医学奖，他发明的公狗用硅胶蛋可以帮助被阉公狗重拾自信。在美国，类似的奖项还有金草莓奖，它模仿奥斯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的一天而设置奖项。
在国外，多数“恶搞”作品更喜欢拿政治人物“开涮”，在“恶搞”中加入政治讽刺，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或者宣泄不满情绪。
“恶搞”这一娱乐文化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后，也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的一种渠道。而在“恶搞文化”中，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宣泄，部分作品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荣辱标准，由此招来种种指责和非议。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界限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恶”，那也就会失去“恶搞”本来的原意。
由于人们的审美疲劳以及“恶搞”作品质量的下降，加之国家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进入2008年后，同“选秀”热潮一样，“恶搞”之风也渐次衰落。而在此后，一种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的网络“山寨文化”又开始蔓延、流行起来。
草根娱乐文化的兴起
“选秀”也罢，“恶搞”也罢，在21世纪前十年的这两大全民娱乐风潮中，深层次的诠释都为其贴上了“草根”的标签，“草根文化”、“草根娱乐”成了它们的代名词。在2005年前后，“草根”一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正流行淘金狂潮，盛传在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引得人们纷纷寻找。后来“草根”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顾名思义，“草根娱乐文化”也就成了平民娱乐文化的代名词。
“草根娱乐文化”的亮相成为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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