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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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时代的人，当他们开始在时代舞台上出现时，总是备受关注。于是，每一代人在按照自己的既定轨迹前行，又不停地被前一代和后一代否定或批判，在享受着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五味杂陈同时，他们还要承受着社会舆论和历史往来的评判。

　　　　就连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出现过所谓的“垮掉的一代”，而成长于那个年代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年轻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有篇介绍他的文章这样写道：“未来的美国总统当时似乎是穿着一件在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夹克，留着卷发，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兜子里，对着对面的一位修女吹了个口哨，然后喊道：‘嗨，美妞！’那个时候，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调皮的小伙后来会成为政客、成为州长、最后成为美国的总统呢？”

　　　　因此，在中国每当有70后、80后、90后等“某一代”的话题出现在媒体江湖时，人们也大可不必以自己的成长模式去生搬硬套下一代，总以为下一代人继续不了自己的衣钵，总以为下一代人偏离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一点都不像自己，一点都不符合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岂不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当马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与主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和轨迹。

　　　　穷人很苦富人很烦

　　　　如果80后觉得自己是“闷青”一代的话，那么在21世纪前十年间，在中国感到“闷”的可不光是这一代年轻人。如何“解闷”，让工作、生活变得快乐和有趣，是进入21世纪后不少中国人开始发愁的问题。

第二部分　第92节：寻乐（18）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但是中国人发现自己过得并不快乐。在美国的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调查中，有4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这个比例在英国是36％，印度是37％，而在中国却只有9％；来自2005年“两会”代表的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患抑郁症的大约有1600万人，北京更有20％的居民心理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据悉，在中国每年20万起的自杀案例中，有80％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

　　　　一种无可奈何的调侃式自嘲语言这样说道：在中国活得阴郁沉闷的人越来越多，机械僵化的人越来越多，狭隘计较的人越来越多，大庭广众之前挂着一副快乐面具、而实则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成人不快乐，小孩子也不快乐；穷人很苦，富人很烦；没钱的时候不快乐，有了钱也不快乐；当不上官的不快乐，升了官的仍然不快乐；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半不快乐，找到后进入“围城”者依然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呢？有分析认为是中国人缺少快乐基因，这听起来颇觉得玄乎深奥，而另有分析认为根本原因却是在于中国人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年轻人当中，66。5％的人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尤其是学生比其他人压力更大；在一家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中，41。1％的白领认为自己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们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在一项由17858名IT界人士参与的调查中，64。5％的人表示压力很大；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82。2％的教师反映压力大，教师生存状况堪忧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从农民工到教师再到白领，从一般群众到领导干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承受着来自社会、单位和家庭的种种压力。“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压力越来越大，结果身体亚健康了，心里烦躁不安了，站不住坐不安也睡不着了，脾气也开始恶性膨胀了

　　　　十年前在跨世纪的时候，不少人会这样发问：进入21世纪，当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以后，当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我们中国人会幸福吗？如今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得到迅猛发展，中国人变得富裕起来，但是中国的发展空间和中国人的幸福感被压缩了。对一些人来说，幸福感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谁能没有压力？尽管几乎世界各地都存在压力，但分析者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压力更大。因为在国际大环境中，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比西方国家晚，必须加速补回失去的时间，当然也就“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了。

　　　　而在中国的国内环境中，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成就观、世界观、人生观不断受到冲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学费越来越高，看病越来越贵，就业越来越难，油价持续疯涨，房价不断攀升房奴、车奴、分奴、卡奴社会到处都存在着紧张与焦躁的气氛。这个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任何一种转变都足以导致人们心理的失衡和痛苦的萌发。

　　　　转型中国步入压力社会，每个人都活在压力之下，民众心绪颇是烦闷，“郁闷”这个词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

　　　　中国人寻求减压和解闷的方式追求方便、实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没有时间去马德里Lubia村砸汽车泄愤，没有钱去法国做依云矿泉水SPA即使是中国有了逐步健全的休假制度、有了自己的商业大片、有了更多的明星偶像、有了迪吧和歌厅、有了平民造星的选秀狂潮这些方式都不足以俱全或实用。

　　　　由于郁闷者中多数都是“光电族”，除了看电视这种普及性的找乐方式外，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的发展和繁荣，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快捷和有效的找乐方式。于是，在21世纪前十年里，在中国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就有了电视选秀、网络恶搞、剧场相声等各种“草根娱乐文化”的盛行，“全民找乐”的壮观景象在这个年代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部分　第93节：寻乐（19）

　　　　〔导读提示〕

　　　　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起源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沿革？给中国人带来了哪些伤害？被“赋予”身份象征的暂住证制度是否该取消？

　　　　谁是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莫须有的罪名是如何被按上的？“刑讯逼供”是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

　　　　“钉子户”是一种什么精神和符号？中国的“拆迁运动”为谁而疯狂？面对血泪拆迁，真就束手无策吗？

　　　　中国城管为什么总是吃力不讨好？这种“猫与鼠”的暴力游戏如何才能被彻底修正？

　　　　近两百年来中国国家建设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什么是持续性强大国家的健康保证？如何才能让法治的光芒照遍千家万户，惠及亿万民生？

　　　　HAPTER7

　　　　法

　　　　为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孙志刚墓碑碑文

第二部分　第94节：法为（1）

　　　　第七章法为

　　　　第一节制度之痛

　　　　被收容者之死

　　　　这是一个没有芳菲的春天，这是一个“流行”白色口罩的季节。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的疯狂肆虐，吞噬着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太多的锥心之痛，接二连三的噩耗，让人们的眼睛已经容不下除了恐惧之外的任何东西了。然而，“非典”疫情所带来的紧张恐惧气氛却不能掩盖其他噩耗带来的悲痛。4月25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个年仅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里被滥施刑罚的暴徒给活活打死了。

　　　　孙志刚是湖北省黄冈市人，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2003年2月，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从事平面设计工作。3月17日晚上10点，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走到广州天河区黄村大街时，他突然被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拦住了去路。没有暂住证、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且“不修边幅”，孙志刚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了。

　　　　孙志刚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被从未经历过的突如其来的一幕幕审判弄得不知所措，他赶紧给同事打电话，让其“带着身份证和钱”来保释。晚上12点，两位同事赶到派出所，说明孙志刚有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提出为其补办暂住证，并予以保领，但均被警方以“没有进行核实必要”为由予以拒绝。

　　　　3月18日凌晨两点，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白天，孙志刚的一个同事来保人，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未果。下午，孙志刚公司的老板拿着各种证明亲自赶到中转站，但收容站已下班，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两次保人均无果，孙志刚有些慌了，他向中转站护师报告称自己有病，要求放出去或住院治疗。随后，中转站将孙志刚送往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当孙志刚被送进收容救治站后，他的人生噩梦就从这里开始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市郊，救治站共有三幢小楼，是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的地方。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救治站里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

　　　　整个救治站由一位病区区长负责，区长手下有3名医生、10名护工和若干护士。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他们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基本上是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的。护工的职责首先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和派饭。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救治站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病人的眼中，他们却操控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孙志刚被送进救治站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病二区201仓（这里把病房叫做“仓”），这里面关着10个精神病人。孙志刚一进201仓就挨了两次打。——不只是孙志刚，救治站内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据说这是规矩，名曰“过仓规”。

　　　　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服装设计师孙志刚，显然并不甘心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在救治站内的一整天里，｜福哇％小！說@下*載&站｜他都在想着如何才能逃出这个“魔窟”。

　　　　3月19日晚上，救治站内的一个病人要出院，几名亲属来接护。孙志刚看到后，摇动铁窗大声喊叫：“我叫孙志刚，××服装公司职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

　　　　孙志刚的呼救并未奏效，这反而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孙志刚的“叫嚣”首先把救治站内的护工乔燕琴给惹恼了。此人年轻力壮，做事风格“一贯霸道，脾气暴躁，其余护工因惧怕而畏服”。气恼的乔燕琴来到206仓门外，对病房内的“仓头”（病房内的“大哥”）李海婴等人说：“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救治站内206仓中间是一道铁门，两旁有窗，南北向过道的两侧是砖头水泥砌成的铺位，房间尽头是用水泥板隔开的厕所，靠窗的两个铺位是“大哥”专用，靠厕所的则属于新来者。206仓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关的基本都是正常的人——救治区的很多病房都关有精神不太正常的人，精神病人一般不打人，而206房就不同了。“206就是专门用来打人的地方，打完了，就把被打的调出去。”

　　　　3月19日深夜，乔燕琴来到206仓，对里面的人说，“那小子过来后，过半个小时，给我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

　　　　随后，乔燕琴来到201仓叫孙志刚出来，见孙志刚没动，乔燕琴就往孙志刚的小腹踹了几脚，然后再上去踹孙志刚的肩膀和背部。孙志刚疼得受不住了，便跪在地上，求乔燕琴不要再打了。可是乔燕琴并不理会，继续往孙志刚的肩部和背部踹打，最后孙志刚被拉了出来。

　　　　孙志刚被推进206仓后，走到厕所旁的床位倒头便睡。半个小时后，“仓头”李海婴发话了：“时间到了，开始！”

　　　　随即，8个人围住孙志刚，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又把孙志刚抬起来往地上摔

　　　　孙志刚抱着头蹲在地上，不停地叫喊、哭嚎、求饶，但这都不管用。此时，一位值班护士在楼下的监控录像上发现了打架事件，立即吩咐一位护工上去制止。前来制止的护工刚走，此时跟上来的乔燕琴却说：“别管，继续打，打得还不够狠。”顺便还向里面挥了两下拳头，按房内人理解，意思是打得再狠一点。仓头李海婴便吩咐道：“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待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几分钟后，监控室又发现206仓内有人再度殴打孙志刚，一名护士和护工便再次来到206仓制止。这时孙志刚跪在地上，请求调换一个房间，随后，孙志刚被调到了对门的205仓。

　　　　205仓住着15个精神病人，他们一般不打人，孙志刚抱着被子走了进去，一头钻进了205仓的厕所。然而很快，里面又传出了孙志刚的惨叫声。有人看到，一位护工提着警棍进了205仓，打从厕所里露出头来的孙志刚

　　　　到了下半夜，救治站内的工作人员再未听到孙志刚的任何动静。

　　　　第二天上午10点，值班护士去查房，突然发现孙志刚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呼吸微弱，脸色发紫。孙志刚被立即送往救护室抢救，但10分钟后，值班医生即宣告其死亡，并填写了“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的死亡记录。

　　　　27岁的孙志刚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孙志刚死亡的第二天，父亲孙禄松等人赶到广州，开始了孙志刚的“申冤路”。处在陌生的城市，孙家人感到办什么事都是难上加难。他们找到民政局，一个人收了份材料后说，人死在医院里，应当去找卫生局；来到卫生局后，卫生局又把他们支到了某医学会，要他们去调查一下医院的情况。可是到了那个医院，工作人员一口咬定孙志刚是“脑溢血和心脏病”死的

　　　　3月底，正值“非典”疫情疯狂流行期，尽管处境艰难，孙家人却顾不了那么多，他们就认定了一个理，要搞清楚孙志刚到底是怎么死的。在好心人的帮助下，4月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开始对孙志刚的尸体做法医鉴定。

第二部分　第95节：法为（2）｜福哇w　w　w。fval。cn　小说｜

　　　　4月18日，鉴定结果出来了。法医尸检的结果推翻了救治站的诊断，鉴定书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翻开肌肉，到处都是一坨一坨的血块”现场目睹孙志刚尸体解剖过程的一位亲人，不忍回忆那令人痛心的一幕，只是连声说：“惨不忍睹！”

　　　　虽然尸检结果出来了，但孙家人的“申冤”之路似乎还是看不到光明。孙家人每天都在外面奔波，但都是四处碰壁。正当孙家人心灰意冷的时候，媒体对“孙志刚案”做了全面、深入的报道。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在中央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孙志刚案迅速得以立案，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5月20日，检察机关对涉及“孙志刚案”的18名被告提起公诉。

　　　　6月5日，18名被告在广州市的三个法庭同时受审。在开庭的前一天，广州市政府宣布：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任而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不同程度处分。同一天，一笔5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赔款汇进了孙志刚家属的账号，据悉，这个赔偿数目在当时是国家规定的最高赔偿标准。

　　　　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案”作出宣判：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第二主犯李海婴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10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无期徒刑不等。“孙志刚案”涉及的黄村街派出所民警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3年不等。

　　　　孙志刚死得惨死得冤，闻知此事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孙志刚之死唤醒的是人们又一次对“收容”所造成悲剧的关注。其实，由于收容所造成的悲剧，“孙志刚案”并不是第一例。

　　　　1999年7月，一位叫苏萍的女青年在广州一收容医院里被轮奸致疯

　　　　2000年12月，北京警方解救了十余名被强迫卖淫的三陪女，其中最小的仅13岁，这些三陪女居然都是从一个收容遣送站“采购”来的

　　　　2001年10月，媒体“惊爆”徐州收容遣送站连年狂做“卖人”生意，仅倒卖给某一恶汉就达1000多人

　　　　2002年，辽宁抚顺农民朴永根在沈阳收容遣送站里遭到7名暴徒数次殴打死亡

　　　　2003年6月，湖南《三湘都市报》报道，湖南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一些人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800元遣送费后放人，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有人说：孙志刚到天堂去了，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综观那些收容悲剧，除了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恶外，其实就是一张小小的暂住证把这些人送进了灾狱之门。

　　　　暂住证，一个价值5元钱在当时，5元钱是办理暂住证的规定费用，而在有些地方，一个暂住证的收费却在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相关部门借机大搞“创收”。后来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办理暂住证不再收取费用。的小本本，除了每年交纳5元管理费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处于闲置状态，但还必须每天随身携带，它是每一个身在外地的人的“护身符”。而暂住证同时又是人们心里的一个痛，许多“外地人”都在感受着暂住证带给他们的歧视、恐惧和无奈。暂住证制度在执行中出现的种种怪状，令多少人一提暂住证心里就直打哆嗦。

　　　　追本溯源，暂住证是“收容遣送制度”的产物。在中国，收容遣送源于1951年。当时这项制度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3年自然灾害，大量灾民拥入城市，收容救济灾民成为其一项主要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流动人口的剧增，开始出现大量“逃避计划生育、乞讨为生、逃婚、逃学、逃债”的无业游民，针对新的情况，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也就是从这个《办法》开始，收容的救济福利性就不再成为其惟一的目的，除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之外，还要担负起“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重任。

第二部分　第96节：法为（3）

　　　　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务工证”的“三无”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附加在收容遣送制度上的治安管理功能增强，暴力、殴打等情况大量发生。加之在1996年收容审查制度1996年以前，中国社会治安使用最多的是收容审查制度。收容审查针对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主要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多次作案三类。公安机关一时无法取证，又不敢放掉这些人，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公安机关可以进行收容审查，然后证明是否犯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放松了侦查、逮捕的条件，同时废止了收容审查制度。作为刑事侦察中的强制措施退出历史舞台后，产生了管理上的真空，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开始利用收容遣送制度来解决管理真空。渐渐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收容遣送制度从一种福利救济制度变异为一种管理制度，甚至得到了法规的默许，以至于为这种制度的滥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维护治安，保护公共利益，实现国家权益，不得不承认收容遣送制度在制定的当初有其合理性。可是当它演变成治安管理制度时，情况就有所失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强制目的和权力的被滥用，让收容遣送逐渐沦为罪恶滋生的温床。同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收容遣送制度也陷入了困境。在收容遣送制度的规定中，有不少是用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的。而《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同时在2000年7月实行的《立法法》也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显然，行政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没有国家大法依据的收容遣送制度，也显得不“合法”了。

　　　　一项制度的形成是漫长的，而一项制度的变革总是和一些极端的事件联系在一起。2003年5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