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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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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图苹怠弧螅彝砩匣氐郊依锒挤浅Ｇ崴珊吐恪５堑蔽彝饬巳魏谓ㄒ橹螅衣砩暇突嵯萑虢孤侵小Ｋ怠恰拖袷前炎约旱氖种阜诺搅艘惶ɑ魃希勺穆肿涌赡芑峋碜∧愕氖种福缓蟀涯阏鋈硕甲Ыァ！闭馔ǔ１豢闯墒堑谒拇匏共穸滦⌒慕魃鞯牡湫屠印Ｒ虼耍逼渌嗽谖锥氐靥绲慕ㄉ杼峁┤谧史穸笞淝氖焙颍匏共穸录易迦匀欢源耸蔷炊吨Ｉ踔亮Ｏ克淼赖南敕ǎ捎诳赡芴岣弑狈教返耐ù锬芰Χ钍芊ü匏共穸录易迩囗裁挥心苋媚傻俣摹！澳阃耆梢圆挥糜惺裁垂寺牵判牡卮游艺饫锬米咚！彼�1906年告诉他的堂兄弟们，“这个意见（海峡隧道提案）在上院将会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得承认，这种节制的规则也有一些例外。或许是有意与巴林银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纳蒂在1886～1891年间，先后四次为曼彻斯特轮船航道公司发行了股票和债券，总值达1300万英镑。但是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评论的，这种发行的首次失利导致金融城内出现了“罗斯柴尔德的水”与“巴林的啤酒”这样的“恶意对比”。甚至在有巴林银行的合作支持之下，也未能让第二次发行获得成功。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成为了19世纪早期发展迅速的通信行业的先锋，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抓住重要的创新方面（比如电话的推广等）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在1891年就开始试验使用电话作为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一种联系手段。但是在次年为新电话公司发行价值488万英镑的股票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小事，而且很让人诧异的是伦敦和巴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联络继续采用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曾祖父辈那样的手写书信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金融的认知相当“保守”的原因（明显的反面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是像北方铁路这样的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不过，这些批评家仍然停留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方面的错误理解上。举例来说，有一个国内的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许，大家可能会猜到这是一个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防。与参与到国内产业和运输业方面比较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的矿业、国际金属和宝石市场的兴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歪曲成含义更为广泛的衰败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国主义并不代表与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一刀两断。外国公共部门的投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而“自家”政府的借贷位居其次，因为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情况稍好的英国都不得不靠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资助自己不断攀升的保卫自己的帝国所需的费用。从这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即使不能说没有对手，起码也是少有对手。他们在外国私营领域的融资（特别是铁路方面）是比较适度的，在承兑业务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们在国际矿业领域的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当的不同凡响。

　　　　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使资本、货物和人员事实上能够以尽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流动。如果可以不通过政治干预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非常满意。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巴西事务中的长期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帝国对目标国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重要的债券面临由于贷款国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危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会支持直接的政治干预。他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矿业方面的兴趣不需要外国干预，尽管这些国家时常面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情况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以塞西尔·罗德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充满着矛盾：尽管黄金和钻石矿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罗德斯更为广泛的将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些帝国领地上的铁路有什么兴趣。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一般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会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肯定不会引发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冲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见）他们觉得如果英国不作为，另一个竞争对手会建立一个经济上限制更为严格的殖民地统治（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政权比英国的更加趋于保护主义模式，尽管事实上法国和德国的关税并没有很明显地高过英国）的时候，才会支持英国的帝国建设。这种对避免国际争端的追求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偏向于被称为多国帝国主义的体系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个以上的欧洲大国的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况，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通过两个国家的债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协调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利益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希腊和土耳其基本没有什么利益，但是类似的多国金融保护的模式也在这些地方采用）。在中国，他们也支持在欧洲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本能在里面，而当批评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纳蒂在1906年5月写给巴黎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这些投资人和资本家怎么具体考虑他们本国的股票？”他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投资者被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这说明海外投资风险较高，而他自己对具体地区和领域的偏好看起来也是基于大部分都无法言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假设远不是用无法言明就可以解释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后，没有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这么活跃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透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看待政治：詹姆斯对外交事务的所有干预几乎都是基于他的商业方面的算计。而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第四代成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时候纳蒂和艾尔弗雷德的立场是基于“纯粹”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政治的原因，与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在他们拥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帝国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样。具体来说，纳蒂认为他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一顶是为纽科特戴的，一顶是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顶是为东区戴的，一顶是为西区戴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界限都能够进行完满的划分。

　　　　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对于经济的优先考虑通常还要胜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所意识到的。尽管他们从高水平的资本输出获得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项目中，第四代通常都会让国家的政治考虑优先于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集体的经济利益。事实是，英国金融重点不再放在欧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连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同时，法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殖民地利益纷争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两难的选择。正是在此期间，各家银行更加独立地各自为政。这些英—法之间的不和，以及奥地利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麻木，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罗斯柴尔德家族卷入英国的帝国事业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众所周知，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875年给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万英镑的无抵押贷款，使英国皇室得以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开围绕着这场交易的那些罗曼蒂克的光辉，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后迈向英国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第一步，而整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苏伊士股票购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说明了在像“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概念后面所隐藏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为了能理解1875年那些狂热事件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东地区的金融情况做个大致的了解。在克里米亚战争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在开罗的总督都开始欠下了巨额的而且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和国外债务。1855～1875年，土耳其债务从大约900万土耳其里拉上升到了大约251亿。考虑到土耳其政府的金融资源，这些债务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以现金收入来计算，债务负担从130％上升到了1500％；以支出计算，利息和到期本金从1860年的15％上升到了1875年最高时的50％。埃及的情况也类似：在1862年借了第一批外国贷款之后，到1976年，总体的公共债务从330万埃及镑上升到7600万，大概10倍于税收总收入；此外，伊斯迈尔总督的私人户头上还欠了大约1100万镑。1876年的预算表明债务费用占了所有全部支出的一半还多（555％）。

　　　　很值得把这些数据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只需要对那些在19世纪构成的可持续借款确定一个大概的概念。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873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都10倍于总的公共税收；与此同时，债务费用从1818年到1855年大约为总支出的50％。而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到1914年，英国债务总的趋势在持续不断地下降，以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债务只是总收入的3倍多一点，而债务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0％。另外，英国经济以史无前例、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增长。在土耳其和埃及，债务连续20年膨胀，到1875年几乎接近政府的预算，然而经济活动却几乎停滞了。与其他几个也在国际市场借钱的主要国家（比如巴西和俄国）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土耳其和埃及完全失控了。巴西和俄国的债务从来没有超出过总税收的3倍，而债务支出基本上也都在总费用支出的15％以下。与这个中东教训最接近的例子是西班牙，这个国家也在19世纪70年代面临破产（见表2…5和表2…6）。在1873年困扰所有欧洲市场的全面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中东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表2…5选择性年份及一些国家的债务情况，1869～1913年

　　　　英国

　　　　法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9年

　　　　10607

　　　　5871

　　　　6081

　　　　10334

　　　　2052

　　　　1879年

　　　　9055

　　　　17585

　　　　10745

　　　　16282

　　　　1674

　　　　1889年

　　　　6932

　　　　8713

　　　　9765

　　　　7844

　　　　1773

　　　　1899年

　　　　5015

　　　　10447

　　　　8832

　　　　3987

　　　　1909年

　　　　4385

　　　　10158

　　　　5995

　　　　2829

　　　　1913年

　　　　3310

　　　　6508

　　　　5321

　　　　2583

　　　　资料来源：Mitchell；Britishhistoricalstatisticspp396…9；402f；Crouchley；Economicdevedlpment；pp274ff；Shaw；“Ottomanexpendituresandbudgets；”pp374ff；Issawi；EconomichistoryoftheMiddleEast；pp100f；104ff；Levy；“Brazilianpublicdebt；”pp248…52；Mitchell；Europeanhisoricalstatistics；pp370…85；789；Martin；Rothschild；Carreras；IndustrializacionEspanola；pp185…7；Gatrell；Rovernment；industryandrearmament；pp140；150；Apostol；BernatzkyandMichelson；Russianpublicfinances；pp234；239；Hobson；“WaryTitan；”pp505f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表2…6选择性年份及国家的债务费用百分比，1860～1910年

　　　　英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0年

　　　　412

　　　　152

　　　　601

　　　　93

　　　　1865年

　　　　393

　　　　484

　　　　67

　　　　1870年

　　　　404

　　　　290

　　　　80

　　　　1875年

　　　　371

　　　　555

　　　　313

　　　　99

　　　　1880年

　　　　345

　　　　288

　　　　507

　　　　102

　　　　1885年

　　　　328

　　　　724

　　　　107

　　　　1890年

　　　　270

　　　　119

　　　　776

　　　　62

　　　　1895年

　　　　231

　　　　197

　　　　375

　　　　122

　　　　1900年

　　　　161

　　　　193

　　　　389

　　　　158

　　　　142

　　　　1905年

　　　　166

　　　　405

　　　　179

　　　　96

　　　　1910年

　　　　133

　　　　334

　　　　562

　　　　218

　　　　157资料来源：同表2…5

　　　　从战略高度考虑，英国准备让负债这个球滚动起来。为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军事地位，英国在1854年和1855年给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国贷款（这些贷款的第二批通过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运作），而土耳其银行（土耳其帝国银行）在1856年设立。这两批贷款以土耳其政府从埃及获得的全部税收作为正式担保。然而，1860年以后欧洲贷给中东地区的款项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在土耳其的这种局势下，欧洲的铁路推广者（由赫希率领）提出了一个奥地利铁路网的扩张计划，希望通过巴尔干连接到博斯普鲁斯，并因此为新型的欧洲商业打开土耳其市场。而当法国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费迪南德·德·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实现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梦想，可以为国际贸易开辟出一条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使伦敦到孟买的海上运输距离缩短将近40％。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出口的人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与印度贸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也具有传统性的外交意义，然而，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资助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英国投资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资助银行由法国人担当（著名的有国民银行）；在埃及，主要是法兰克福的金融家赫尔曼和亨利·欧彭海姆，以及法国兄弟爱都尔德和安德雷·德维沃。从短期来看，这项业务对发行的银行来说应该是利润不菲的业务。到1877年，土耳其的债务达到了251亿里拉，其中，扣除佣金和折扣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财政部仅拿到了135亿。然而，这不仅未能推动中东的经济发展，那些倒霉的债券持有人还只得年复一年地为这个挥霍无度的政府不断提供资金。阿普杜拉·阿齐兹苏丹在他1867年的欧洲之行中就挥霍了数百万；而他的继任者阿普杜拉·马吉德花得还更多，建造了新的朵尔玛巴赫宫，这是一座处于皇宫与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火车站之间的宫殿。而那些私人业务，比如赫希的铁路和勒塞普斯的运河，最终也没有达到先前所预计的那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授予赫希和勒塞普斯特许权的问题上，两个政府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

　　　　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5～1875年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制，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亡羊补牢行为。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从总督处获得必要的特许权之前6个月，曾经找到詹姆斯寻求对运河项目的支持，但是被婉言谢绝。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的代理人朗道有一个兄弟在亚利桑德利亚，他与欧鹏海姆银行一唱一和，试图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埃及政府筹款的活动，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尽管年迈的詹姆斯有些动心，但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风险意识取得了很少见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尽管列昂内尔在1867年直接接见了一名带着礼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礼貌地回绝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运河已经正式开通后，阿尔方索还在预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将会倒闭，而且伦敦的推论是埃及政府将会紧随其后。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尔姆想通过巴尔干扩展南线铁路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堂兄弟们的同意。当埃及财政部长伊斯迈尔·萨达克·帕萨在1874年寻求罗斯柴尔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们能同意做的最多只是保证威尔第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执导他的《阿依达》全球首演式的时候能够拿到他的报酬。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让罗斯柴尔德改变他们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经濒临破产，因此自1871年开始一直在想着把这条运河卖给一个或者多个欧洲大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挠把任何有关的计划拿出来讨论。格莱德斯通政府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因此，运河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关于它的通行费的收取涉及了复杂的法律争议。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权利中心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舞台的第一个关键的变化。由于迪斯雷利总是对东方的一切事物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现实地洞悉了新的“东方危机”的临近，以及埃及在未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内尔重提英国购买运河的问题，而且纳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敏锐，他们看到了在埃及运河上复制他们早先为欧洲铁路所开创的模式——也就是为大型资产的出售进行融资——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报告的，法国政治上对英国购买想法的反对似乎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当迪斯雷利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总督在运河上的股份而避开直接购买的问题的时候，金融领域也表现出反对，这反映的是地产信贷银行、国民银行和英国—埃及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土耳其首相迈哈迈德·那蒂姆·帕萨在10月7日宣布了土耳其破产公告，通过削弱总督和他的法国银行家们的地位使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土耳其的破产，埃及很难再借到什么钱，然而伊斯迈尔需要（他自己也是这样的）300万～400万镑来支付11月底到期的债务。法国银行和德维沃提出通过用总督的运河股份做担保给他提供短期贷款，但是他们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这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机会。11月10日，英国财政部请求帮助“重组并控制”埃及金融的说法，发出了总督已经准备转向英国进行最后一搏的信号。4天之后，《帕玛公告》的编辑雷德里奇·格林伍德从亨利·欧鹏海姆处（他那时恰好身处伦敦）打听到了有关英国—埃及银行和德维沃进行谈判的消息，并且告诉外交部长德比爵士（不是十分准确）苏伊士运河股份将要转到法国人的手上。事实上，地产信贷银行当时确实建议以5000万法郎（200万英镑）购买那些股份，并且确实已经获得了这样做的选择权。但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德卡泽斯公爵的决定是在没有得到德比的同意之前不做决定，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总督因此基本上没有了其他的任何选择，只能卖给英国，在11月23日，他提出要400万英镑换取他的股份，用购买价款的5％作为抵押，直到被抵押的息券交还并且重新开始分红。德比和财政部长斯泰福德·诺斯科特爵士不同意这个报价，认为这个运河可以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进行控制；而当这个议案在11月18日到24日的5次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迪斯雷利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1875年的时候，400万英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整个英国预算债务费用净值的83％。另外，正如迪斯雷利在他11月18日给女皇的信中所写的，根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总督要求在“这个月的30日”拿到钱。最大的问题是议会在休会期，因此不是很确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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