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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万泉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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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就是写作者跟着概念（系列）走了。
汪：这里面确实有个文体精神的问题，也就是说，文体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种文体到了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手里，就会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为他所驱使，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有人喜欢系列，喜欢用连续的长篇去表达某一种东西，也有的人执着地用长篇去锻造某一种理想中的风格，但你好像不是这样，我刚才就说了，你倒是一直在变。
范：其实我一直在苦苦思索关于变的问题。我想我在艺术上是不是个没有定性的人。当然，变这个话题，早些年没有，至少在写《百日阳光》前谈得很少，别人也不说，自己也不想。但在写了《百日阳光》后，这个话题就开始进入到日子中来了。不光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在变。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变，有人说不应该变，有人说变得好，有人遗憾变糟了。我自己呢，则经常处于这种种议论的影响中，左右摇摆，我也想不明白是变好呢还是不变好，我更不明白是变得好了呢，还是变得糟了。好在没有因为摇摆就走不动路了，就停下来了，在摇摇摆摆中一直走着。更何况，以我的体会，摇摆只是一种临时的短暂的念头，只是说说而已，一旦到了写作的时候，就不摇摆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办，自己爱怎么写还怎么写。
汪：确实在变，多方面的变，从题材到主题，再到艺术风格，《老岸》之后的《百日阳光》、再以后的城市，一个写苏州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忽然写起了乡镇的变迁，笔头一转又写到了城市建设与文化选择，接着似乎又“本分”起来，将目光投向与自己同一性别的人们。我想，这部《赤脚医生万泉和》又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与阅读期待。
范：关于书名我想说明一下，我先前起的是《赤脚医生向阳花》，发表时改成了《赤脚医生万泉和》，万泉和是一个赤脚医生，但其实我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所以虽然小说已经在《西部华语文学》０７年第一第二期全文发表了，但在出书前我还在坚持改回原来的名字。我前面说过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如果最后的书名仍然叫《赤脚医生万泉和》我也会接受，但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向阳花”，这无法改变，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汪：很想知道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我想它一定与你对过去生活的记忆有关，甚至，与你某一时期的情结有关，比如，你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有没有当过赤脚医生？或者这一行当曾经是你的理想？
范：肯定有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肯定有情结在里边。６９年底我们全家从苏州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农村最南边离浙江很近的那里，就是茅盾的故乡乌镇那里，就是半农半桑地区。我们到了农村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万泉和家的院子，几乎一模一样。去年我们苏州五个女作家（都是从吴江出来的）搞了一次回娘家的活动，回到吴江，回到各自呆过的村里。我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楼房，但令我惊喜的是院子的模样还在，院子前边的两间小屋都还在，小屋还跟当年一样，不派什么大用场，堆放一些杂物。当年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在我们的院子里，所以万泉和画的图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实的，几乎就是零距离。我那时候还小一点，不可能当赤脚医生，但是我向往当赤脚医生。我母亲得了肺结核，天天要打针，我就勇敢地尝试给她打针，结果就像万泉和一样，手抖得像筛糠，针头还没有碰到皮肤，药水已经被我推光了，我母亲哈哈大笑。我母亲病了大半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她是个浪漫的人，小资的人，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后来稍大一点，高中的时候了，又因为全国轰动的针灸治聋哑人的事情，感觉自己也应该做那样的事情，想方设法去弄来一些针灸的书，弄了几根针，但自己被那些细长的闪亮的针吓着了，连尝试一下都没敢。但无论怎么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那时候，就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渡过的。
汪：还是想再追问一下，这些经验与情结肯定是因为当下生活的激活才为你重新体验的吧？
范：很难讲清楚是当下的什么东西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或者是许多东西，或者是某一件东西，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当下的医疗或医疗改革之类，我不否认，但我想这不是唯一的。
汪：说老实话，我在听到你在写这个东西时以为你不会真的去写赤脚医生的，它不过是一种视角。
范：如果是那样，也许也是一部好小说。
汪：真的没想到你真的就写了赤脚医生。当然，这部小说的语义远远要大于这个题材的。——我刚才说到了当下，说到了当下生活对过去经验的激活，因为我从小说的故事时间中看到了这种关系，它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了改革开放。写赤脚医生为什么要写到今天？作为为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农村的医疗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更突出。小说实际上是通过赤脚医生写中国农村的医疗的，而这一方面又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我觉得这就是《赤脚医生万泉和》的三层语义结构。
范：在最早的作品构思里，可能是没有“今天”的，但写着想着，就觉得不能没有“今天”，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村的医疗状况。想起一句话，谁说的忘记了：我们，全人类，你们，永存的势力。几十年来，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体制、制度变来变去，苦的却还是农民。幸好有个万泉和，他那么笨，但是他心底里很爱农民，他不会看病，但农民生了病，他就得替他们看病，他不能逃脱，他逃脱不了自己内心的慈悲，他是有大慈悲的人。所以写到后来就觉得该问一问，社会变了又变，但到底是为谁变的，是为了谁的利益——这几句话可能太“政治”了一点，作品中没有写这样的“政治”，只是写了万泉和这个人和其他的一些农民。可爱的农民。可以说，这里边的人，我个个喜欢他们。和万泉和一样，我嘴上有时候也批评他们，但是我心里特别喜欢他们。他们的笨拙的狡猾，他们的善良的自私，他们的聪明的无知，不知为什么会让我如此着迷——扯远了。你说到现代中国农村医疗的问题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突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别说是一个万泉和，即使有千千万万个万泉和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万泉和最后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倾家荡产，他是悲剧，他的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大家都清楚。裘幸福的三结合出路无论是不是一条出路，但至少他在寻找出路，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希望。
汪：我想你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一定做了不少文案以及其他形式的准备工作吧。
范：是的。我本来对医学这方面的了解很少，几乎是个医盲，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书籍的内容，有报纸的消息等等，但最重要的我想还是我少年时代的积累，不是医学知识方面的积累，是农村生活的积累。那几个年头不算长，而且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它始终在我心里，很清晰，一点也没有淡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浓，越来浓重。关于农村的医疗方面的事情，我的知识还来源于我家的保姆老太太，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她的家和我们下放的地方属同一个县，地域环境基本上是一样的，农村风俗也是一样的。她到我家二十多年了，几乎每天我都可以主动或被动地从她那里得到有关农村的从前的故事和现在的信息，这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生动形象的素材，当然也包括农村人生病看病之类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丰富的矿藏。
汪：医学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生命与疾病，如何医治疾病，如何建立自己的药物体系、诊断体系、治疗体系、防疫体系，以及相关的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一切都与其他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水平、科学水平、自然背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医学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作为社会进步和尺度，同时也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中国当前的医疗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焦点，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似乎已成痼疾，让人无可奈何，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它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它对社会文明的潜在作用都难以预料。正因为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疾病、连同医学从古到今文学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话语传统。
范：你的总结和提升让我觉得你差不多具备了卫生部长和国务院分管副总理的水平，你说出了一些我写作时没有想透的问题的关键，我现在正在修改这部小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把你的提升融会贯通。
汪：我们当然不会在医学层面上讨论这部作品，但我对小说这方面的知性因素非常有兴趣，虽然这些内容都是以文学化的方式来呈现的。
范：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一个难题，知性的内容要融化在生活或者故事中，不能让人觉得一个作家在写医学知识的书，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我是非常看重长篇小说的知性的，所谓知性就是小说的认识性的方面，它是作品中比较显在的，具有客观的、历史的、物质的与知识的品质。长篇不同于中短篇，特别不同于短篇。短篇可以只是一些细节、意念、情绪、意象或氛围，但长篇不行，它必须有硬度，必须结实，必须再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知识。黑格尔对长篇小说就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很具体，概括地说，某一个时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要能在长篇小说中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特别地不以为然，于是，知识可以放弃，生活经验可以漠视，人生阅历也不再重要，长篇小说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虚，越来越幻，实实在在的东西越来越少。
范：字数越来越少，过去说一个中篇能拉出一个长篇来，现在大概一个短篇也能拉出一个长篇来。书倒没有越来越薄，因为纸张越来越好，书就越来越厚还越来越轻，十万字的长篇，拿在手里也蛮好看，送人也送得出手了。有时候跟出版社联系出书，人家第一句话就问，多少字，他不是希望你字数多，而是怕你字数多。我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要求：要有许多干货，要有好玩的生活细节，要挤掉水分。当然，这只是自我的要求，有没有做到要听专家和读者说。
汪：为什么现在长篇写作看上去那么容易？为什么长篇写作的年龄越来越小？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或误区的存在都有很大的关系，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积累，天马行空，拿起来就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不扯远了，回到你的作品上去。《赤脚医生万泉和》的知性就镶嵌在人物和故事的叙述中。比如稍稍做一些剥离与连缀，一条脉络是很清晰的。在没有赤脚医生之前，农民有病找谁？找乡村医生，在作品中就是万人寿，这种医生并不存在于现代医学与医疗体系当中，他们通过家学传承或师徒授受的方式一代代延续下来。他们以本土哲学为基础，依赖本土出产的自然资源为药源进行诊疗。这一传统以前少有人质疑，但自从西医进来以后就不同了，双方的矛盾自两者相遇后就没有断过，去年学术界还就中医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近著名的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又对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提出了质疑。这种不同文化与科学间的较量在作品中有很形象的体现，那就是万人寿与涂医生，涂医生是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医生，学的是西医，擅长伤科。他最看不起以祖传中医起家的乡间中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那是伪科学。
范：涂医生和万人寿都是好医生，他们都在最基层为农民排忧解难，过着和农民差不多的艰苦的日子，心里甚至比农民要苦得多。但是他们又互相瞧不上，正如你所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汪：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乡村医疗就是靠这些乡村医生或者说是郎中来维系的，当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医疗质量。
范：那是另一部好看的小说，可惜我写不出来。
汪：我想到了医学下乡，与文化下乡、科学下乡等一样，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医疗也是当政者感到头疼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于什么时候？赤脚医生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里的经验推广的？这一制度曾经受到怀疑，但问题恐怕还得历史地看，对于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生命与健康期望同样不高的时代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补偿性的制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小毛小病到合作医疗站，毛病大了就往公社或县城跑，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那个人做大队或村子的领导，有无赤脚医生却相当重要。
范：在社会各个阶层里，农民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不重视的，这里有一个文明程度问题，更有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有农村生活习惯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我少年到青年的那个时期，我亲历过许多农民对自己身体的忽视的事件，小说中有好几件事，都是从真实事件改造而来的。包括我自己也像农民一样，忽视过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扭了腰，很严重，还冒雨继续开沟，结果病情加重。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农民，毫无疑问，他是为了挣工分，作为一个知青，我也要挣工分，还有一层要想表现好的意思，傻不傻，表现给队长看，有什么用，队长又不能让我上调。那时候青壮年在田里劳动，老人将饭煮好了端到田头，碗就搁在田埂上，有虫子爬过也不要紧，虫子也不脏。渴了就喝沟渠里的水，那时候少有农药，现在是不行了，泥鳅都毒死了。农民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确实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有了病急急忙忙往赤脚医生那里跑一趟，开几颗五香豆（药）吃一下，奢侈一点的挂一瓶盐水，就是最大的负责了，还得赶回队里劳动，要不然年底的工分就比别人少。如果连这一点条件都给剥夺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汪：医学下乡不容易，涂医生的下放可以说是医学下乡的一种，是强制性的，我记得当时还有所谓医疗队，是按照毛泽东的“6·26”指示来实行的，这对农村医疗是有很大作用的，后来也不了了之。涂医生不愿意呆在乡下，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与家庭的原因，也有条件、文化与价值观上有原因。马莉与涂医生不同，她是自愿的，而且有从小在乡村生活的背景与万泉和的感情基础，但是她后来也败退了，可见原因很多。
范：马莉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因为她的农村行医建立在一种朦胧无知的感情基础上，也不是因为她发现了万泉和其实不是个好医生，而是因为她承担不了农村医疗这付天大的重担。或者反过来说，农村医疗这个天大的重担，不应该由马莉、由任何个人来承担。马莉已经极尽全力了，但她的“全力”太微不足道了。
汪：是啊。医学与其他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不一样，文化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社会学有所谓“路径依赖原则”，它解释的是制度推广中的成本计算问题，如果某一种制度看上去很好，但是如果不与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相融合，那就很难实施，或者实施的成本很高，《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一味地向科学与向善的愿望出发，将问题简单化，所以，后窑大队的医疗是个凭借，你在拿它说文化上的事，说中国这几十年乡村变迁的事，这才是小说的真正目的所在。
范：对的。其实写的是几十年农村变迁，说的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文化无法用什么样的概念或词汇去解释。文化更多的只能让人去感受，去领悟，而不是作说明作解释。
汪：乡村的本土医疗不行，医学下乡就难以真正实现，那会出现什么情景？特别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解体，赤脚医生消失之后，中国的乡村医疗往何处去？国家医疗力量后撤，医疗资源急剧向城市堆积之后，乡村的真空又由谁来填补？
范：现在就已经出现城市大医院各方面资源过剩，而农村医疗仍然落后的情况。政府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应该加大。现在也有为数不少的私人医生在农村开诊所，但是举步维艰，苟延残喘，他的对象都是掏不出几个钱、也舍不得掏出多少钱来看病的农民。连他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都得不到保障，他怎么去保障农民？
汪：马莉的私人诊所曾经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时出现了白善花的假药与巫婆胡师娘。在现代文明的眼里，这两种力量都是反科学的、野蛮的，但是从乡土中国来说，并不是如此简单，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相同文明发展期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他们曾经是人们身体管理学的主角。在中国，巫术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治病的，它有着广泛的传统文化与原始宗教的深厚基础。至于说它是否真的能治病，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医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而且，从现代科学哲学来说，它们都是不可证伪的。况且，疾病与死亡都是必然的，在这个前提下，康复与长寿只是一种理想，因此，治疗本质上不是对确切的愈后的追求，而是寻找一种慰籍，是医学关怀与医学心理学的问题。
范：其实农民的顺应自然的思想要比城里人强得多，或者说，他们更能够正确地面对死亡。比如同样得了一个病，城里人会急得团转转，似乎哗啦啦天塌下来了，农民呢，也不是不着急，也会到处求医，但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听天由命的思想，能看则看，不能看，没钱看，或者找不到好医生，也可以找巫婆。其实他们心里也不相信巫婆，至少半信半疑，他们甚至一边说着巫婆的坏话，一边嫉妒着巫婆的钱财，一边去找巫婆，这就是你说的，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理慰藉。
汪：假药的问题也可以作如是观。在过去，谁也不能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实验室来证明中药的药理，当然同样不可能去证伪，在这个前提下，真、假药是没有区别的。人们对药的选择是基于经验与信任，所以，才有世世代代的祖传秘方之说，白善花不能不说是苦心孤诣，为了得到万人寿的所谓秘方，她不惜以婚姻为代价。
范：何况这个假柳二月真白善花自己也懂一点医，最后她还想竞争后窑合作医疗站医生的岗位呢。她深知祖传秘方在农民中的威信，所以不惜和万泉和结婚、然后以不存在的祖传秘方为幌子，生产假药。农民果然中计，不仅农民中计，城里的大医院、老专家也被“祖传秘方”蒙了。白善花的行为，不仅是钻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文明程度低的空子，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现代医学冲击不到或者冲击不力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民仍然很崇拜祖传秘方。
汪：私人诊所的成本管理是很难的，因为医疗即使作为产业也不同于其他。小说中万万金一直想把这件事做成，几起几伏，未能如愿，所以小说的最后把希望放在“三结合的试点”上，即“由镇政府贴一部分，村里贴一部分，农民自己再出一部分，组成一个新型的合作医疗诊所”。针对现在农村的医疗卫生现状，专家给出的理想方案是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健全农村卫生机构体系，推进改革、放活经营，加强监管、规范服务，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农民需求的医疗保障制度。你这部作品到是都说到了，但到底能不能解决目前的乡村医疗难题还说不明，作品对此没展开，但留了个尾巴“镇政府暂时拿不出钱来支持我们，让村里先垫上”。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
范：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文革，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
三、我现在这种写法，实际是反弹琵琶
汪：今天一个朋友问我，怎么看待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它必备的要素有哪些？我说没有什么是必备的，你以为是必备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别人恰恰要抛弃的。
范：这话说得太精彩，又经典，一位批评家能够如此“体贴”和“体会”写作者的感受，真是太难得。第一，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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