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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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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璞归真的时刻，我领悟了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承载什么。我的本性既有至善的一面，也有至恶的阴影，我大可以无限放纵，残酷地去谋杀、去施暴，或是巧言令色，欺世盗名；但本性的另一面却坚定、刚毅、勇敢、果决，充满生命的活力。假如我出生在丛林之中，自幼在野外饱受“非道德＇39＇”的熏陶，信奉“适者生存”“残酷无情”的丛林法则，那么，我如今必定是粗野的、狂暴的、邪恶的存在。但我并不是荒野哺育出的“野孩儿”，也永远没有机会变成野人。我的确感到荒野融入了我的血液，但也只是短暂易逝的片刻，人类文明的教化很快会把我拖进有是非、有纪律、有正义的现代世界。文明对人的影响实在是根深蒂固，我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像这片土地一样狂野，可我已经和隐藏在心中的“野人”混熟了，我会和他一起走下去，无论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这时，我忽然想起自己上岗前接受的“遇熊”培训，于是用尊敬的语气大喊一声“嘿，大熊。”接着缓缓举起双手，在脑袋上方轻轻挥动，身体同时斜着往后退，向背后的灌木林靠拢。在移动的过程中，我始终面朝大灰熊，没有移开目光。
我仿佛预见了事情的走向，也做足了心理准备：大灰熊朝我冲来，魁梧的身体踩得地面巨震，利爪划过一丛丛草簇。最后关头，我的眼前只有它张开的大嘴和那对狂暴、嗜杀的眼睛……
然而，我和惠特尼安然无恙地退回了湖边，那儿还静静躺着我们的装备。我拿起霰弹枪装上子弹，等待大灰熊追来。但它一直没有出现。
它饶过我了。
那一刻，我惊魂未定，只想尽快离开布鲁克斯山脉，永远不再回来。
几个小时过后，我和惠特尼估摸着那头大灰熊应该离开了吧，于是，我俩扛着剩下的装备来到河边，将独木舟充满气，开始向西划。
黑色的塑料船桨拨开冰冷清澈的水面，一块块松软的层积云在我们头顶缓缓浮动，好似一队远征的白色战船，朝着太阳奔去。阳光丝丝缕缕地渗入云层，投下大片大片的影子，笼住了山脊的曲线，让胆敢轻视险峰的背包客（如果真有那样的人）望之生畏。
悬崖上的莎草随着微风轻轻摇摆，除此之外便是恬静，北极一如既往地空旷，万籁俱寂。这个时节，大多数鸟儿已经飞到了暖和的南方，鱼儿也迁徙到了温暖的水域，蚊子大军被夜晚的寒冷冻得全军覆没。不过，北极的一切和往常一样，不时地提醒我生命的活力无处不在：三只小狼崽在河边打水仗，一只松鼠挺着大肚子在河岸边冲我们吱吱叫，一头红毛狐狸专心致志地望着我们，嘴里还叼着一只野鼠。
这趟任务主要是留意那些打野羊主意的盗猎者，所以我和惠特尼沿着国家公园西部边境一路巡逻，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小山顶。这儿的山并不陡峭，反而拥有流畅圆润的线条，与布鲁克斯山脉的大部分地方都不一样。漫山遍野的莎草波浪一般起起伏伏，潮湿的苔藓和斑驳的地衣静静生长。我和惠特尼找到了一个开阔地放眼寻找盗猎者的身影。但视野中除了驯鹿，一个人也没有。驯鹿两只成双，六只成队，二十几只聚成一小群，身后还陆陆续续地跟着几百只同伴。原来，我和惠特尼无意中目睹了驯鹿群的南迁之旅。
我们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北美驯鹿的大角霸气十足，鹿角上的茸毛简直就是上好的天鹅绒。一个个快乐的驯鹿家族井然有序地排队前进，时不时优雅地低头嚼几口冻土带的苔藓。一只幼鹿看起来只有几个月大，它好奇地走到我们跟前20英尺的地方，用那双又大又亮的黑眼睛兴致勃勃地观察我和惠特尼。三只同行的驯鹿显然被我们吓到了，尾巴一下竖得老高，露出了长着白色绒毛的屁股，长腿一蹬就跑远了，非常可爱。驯鹿的奔跑、跳跃轻盈敏捷，仿佛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束缚，四蹄几乎是腾空的。
我十分羡慕北美驯鹿的生活方式，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散步、觅食、探索荒野。一年之中，它们顺应季节的变化，有时是孤独的行者，有时组建小家庭，然后融入族群，和数千只同类浩浩荡荡地迁徙跋涉。在我看来，驯鹿的生活方式可谓独居、家居、群居的完美结合。不过，惠特尼对此颇有异议，她提醒我，驯鹿的生活里危机四伏，狼群的猎杀防不胜防，幼崽的存活率很低，还得忍受零下60华氏度的严冬酷寒，野外疯狂的蚊虫军团甚至能把它们活生生地啃成骨架。严峻的条件逼迫它们不断地迁徙，几乎整个夏天都在奔波。话虽如此，我依然对危险视若无睹，只要能活得精彩，我宁可舍弃长寿。要是能像这群驯鹿一样，在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年昂着高傲的犄角立在山巅，我会毫不犹豫地用退休后的生命去交换。
我们已经到了布鲁克斯山脉的最西端，我举目远眺，只见地势越来越低缓，渐渐过渡为平坦的苔原。在夕阳的余晖下，诺阿塔克河好似流淌的黄金，炽烈地奔向地平线，缓缓地为地球的弧线镀上金边。数千年来，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就像诺阿塔克河一样，在北极的山谷间悠然漫游，却没有损害自然的一丝本色。
我常常思考气候变化、失业率和这个所谓“糟糕透顶”的世界，但我巡山的这个星期，今天，乃至这一刻，我早已不由自主地忘了所有的烦恼。让那些该死的“糟糕”下地狱去吧，在这儿，在诺阿塔克河谷，驯鹿依然成群迁徙，麝牛还在悠闲地吃草，大灰熊依然端坐在大自然的食物链顶端。看到这样的美景，我总会为人类感到骄傲——我们大可以在这里铺设道路，开发建设，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干的那样，但我们最终选择了一条更为高尚的道路，善意地克制了自己。既然我们有能力守护诺阿塔克河，是否也有能力创造其他奇迹呢？
距离我和大灰熊的不期而遇已经过去一个星期。野狼、驼鹿或者大灰熊常常把我激起一身鸡皮疙瘩，每当遇到危险，我总会不自觉地依靠现代文明提供的安全保障。可奇怪的是，一幕幕遇险的记忆才是吸引我一次次回到阿拉斯加的最大因素。
每当想起搭便车之旅、船夫生活和杜克大学的车居试验，我总会以苦为乐，我很高兴自己曾经遍尝艰辛，体会了孤独寂寞，我也很乐意再被大灰熊吓个半死。只有被逼到极限，我才能一窥内心的本色。
我发现，半吊子的冒险和浅尝辄止的努力根本无法赢得窥探内心的机会；随意地登上一座山，征服一条河，我的本性也不会轻易显露。唯有勇敢地面对拦路的野兽，望向梦魇中最恐惧的深渊，我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释放心中那个捶胸号叫的“野人”——他在呼唤，呼唤我做真正的自己，试图唤醒那份文化未曾熏染、教育无法改造、文明未曾驯服的纯粹，那才是真正的——自我。
在因纽特语中，“Koviashuvik”的意思是“当下的快乐”。我原以为它的意思和“极乐世界”差不多，是只有爱斯基摩人和苦修的僧人才能达到的那个境界。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确更契合“当下的快乐”，但我越来越相信，人若想快乐地活在当下，必须有一段充实的过往；想过得充实，必须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在崎岖不平的旅程中，你才有机会发掘真正的自我。我想，这就是“当下的快乐”。
几天前，我盯着跟前的大灰熊，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茅塞顿开——原来我既有文明的教化，也有对野性的渴望：面对人类创造的一个个奇迹，我赞叹崇敬；对大自然的狂野魅力，我亦心驰神往。很快，我就要回到杜克大学，重新融入人类文明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希望把野性带回去。要保持身上的野性，我可不能宅在公寓里、房间里，闷在富丽堂皇的“大箱子”里。只有继续简单、有规律的修行生活，我才能接近自然，倾听自己最真实的需求。
一开始，车居生活的确只是一场试验，但我已经清楚，我永远也不会彻底舍弃这种生活方式。
第二十一章瓦尔登湖朝圣
2009年秋季学期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
存款：13，000美元
一个平凡的星期一如约而至。这里是科罗拉多州的威斯敏斯特市，乔希为之卖命的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就在这里。办公室内充斥着再寻常不过的噪声：打字的噼里啪啦声、旋转椅咔哧咔哧的转动声，营销员在通话中巧舌如簧招揽学生的鼓噪声……
乔希已经在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工作了五个月。这里的招生代表为了游说高中生们入学，不惜虚报学校毕业率，吹嘘毕业生的前景一片光明，还撒谎说取得学位本来就要花一大笔钱。事实上，这只是一所下三滥的学校，普通大学根本不承认它的学分。
这份工作也是乔希和女朋友分手的导火线。心烦意乱的乔希常常和女朋友为洗衣服的事儿拌嘴，琐碎的拌嘴很快升级为激烈的争执。乔希还与我保持着邮件联络，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的绝望与崩溃。他很想甩手不干，但糟糕的债务状况又让他开不了口。
乔希天天面对压抑的白墙壁，看着同事们麻木不仁的脸孔，听着招生代表吐出一连串行话，终日置身于整洁干净、秩序井然的办公室，这一切简直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背景，而乔希，活像一个存在感近乎于零的路人甲。
乔希的手臂偶然碰歪了电脑键盘，键盘下突然露出一张便条。乔希好奇地抽出来，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
乔希心头巨震！几个月前，他将便条塞在了键盘下，之后便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只瞥了一眼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写它了。
乔希赶紧把便条压到键盘底下，好像要亲手埋葬最后一缕良知，可是已经太迟了。接下来，乔希在位置上呆坐了半个多小时。
魂不守舍的乔希早早收工吃了午饭，然后走到最近的一家塔吉特超市。
那张便条上写的是乔希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上摘出的内容。这本书是乔希求学时非常崇拜的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伦特在书中描写了艾希曼如何残忍地策划、谋杀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并且提出一个独特的观点：艾希曼之所以在二战期间犯下弥天大罪，未必是出于对纳粹理念的信奉。身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分子，他缺乏主见，只会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这，就是“平庸的恶”。
之所以写下那句话，是因为乔希想起了他的一位上司米克。米克并不是个坏人，甚至挺讨人喜欢：作为上司，他处事公正，听说还是个好爸爸。但在乔希看来，米克误以为事业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他要求手下的招生代表拿出漂亮的业绩，哪怕那些高中生入学后成了巨额债务的奴隶。米克这么做，并不是良知泯灭，而是一门心思提高工作业绩，压根没意识到这关乎道德伦理。
正如阿伦特在书中说的那样：“最大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人和艾希曼一样，他们不是变态，也不是施虐狂，他们从前是正常的，现在依然很正常，正常得令人毛骨悚然。”乔希发现这句话说的不仅仅是他的上司，也包括他自己。如今的乔希不也正常得毛骨悚然吗？面对违背道德的伎俩不也见惯不怪吗？面对那些误入韦斯特伍德、欠下天价学费的高中生不也面不改色吗？
“我今天就想辞职。”乔希打电话对我说，他每个字都在发抖，听得出来非常激动、紧张。
“太好了！就这么干，老兄！”我赞许地大喊道。
乔希早就想把老板的不端行为斥责一顿，号召同事集体出走，但实际上他的举动非常低调，只是走进老板的办公室，坚定而骄傲地辞职。老板花了45分钟说服乔希留下来，乔希的教养太好了，根本没爆粗口和对方红脸，只是静静听着，说他会考虑的，然后离开了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把那张举足轻重的便条也带走了。乔希对同事们说“明天见”，而事实上，他再也没踏进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
直到辞职的那天下午，乔希仍然背负着50；000多美元的债务，还得付房租、水、电、燃气费和保险账单，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呢。但抛开这些暂且不提，乔希有生以来头一回彻底自由了。他再也不会因为工作、债务、责任或其他任何东西昧着良心做事了。电脑键盘下的那张纸条，让乔希感到一股叛逆的亢奋感。那一刻，他明白自己从今往后再也不会质疑天价的大学教育究竟“值不值”了。高等教育的确让他负债累累，必须苦干好几年才能还清所有贷款，但每一分钱都花得掷地有声！
当然，兴奋感只是短暂的。乔希虽然是个蹩脚的销售员，却也为韦斯特伍德网络学院拉到了三四个学生。一想到他们，乔希就悔恨交加，自己的旧债顿时变得无足轻重。如今，乔希心中的头等大事是想方设法还清这笔新债。
与此同时，我生平头一回攒下这么多存款，交了秋季学期的学费，账户还剩下13；000美元，多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回“北极之门”前，我在“克雷格列表”网上花200美元请人在暑期帮我保管车子。从阿拉斯加乘飞机到罗利…达勒姆机场后，我花40美元打的士去保管人那儿取回厢式车。接着，我开车去“西尔斯”百货买了好几件白色T恤和一条工装短裤；去“有机食品”超市买了一大堆好吃的：有机酸奶、新鲜出炉的烤面包和顶级花生酱；去户外用品专卖店花90美元买了个新背包，花225美元买了一双远足靴，花45美元买了头戴式手电筒。最后，我还在网上订购了一台相机，用了300美元。
一刷卡我就觉得特别爽，想必这就是“购物狂”的快感吧，我已经好几年没体验这种纵情的发泄方式了。每买一样东西，我就像磕了药的瘾君子那样，浑身舒坦，可是紧接着又涌上一阵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似乎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购物才能缓解。手头拮据的时候，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勒紧裤腰带；可兜里一旦有了钱，还心甘情愿地过简朴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继续在小学当阅读辅导老师，而且成了教学主管，兼职时间不变，一个星期差不多得工作20个小时，绝大多数学生是我上学期教过的。这学期我依然选修了两门课，一是为本科生开设的文学创作课，名叫“游记写作”；另一门是人文研究类的“情感、道德和人性”课。在写作课上，我们要将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一篇文章，并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我写了自己在加拿大划独木舟的航行经历和搭便车的冒险故事，在期末作业里描写了在杜克大学的车居经历。朗读完之后，我请求同学们帮我保守秘密，别让外人知道真相。不过，课任教授却对我说：“肯，你写得非常好，应该考虑发表。”
一整个秋季学期，我都在和车居的种种不便战斗，熬过了九月的酷暑、十一月的严寒、独居的孤独寂寞、肉体的悸动难耐、松鼠在车顶上蹦蹦跳跳的噪声。每个星期一早上校工都会在我的车旁，用电动吹叶机轰隆隆地打扫路上的层层落叶，他们显然不会想到车里还有人在睡觉。
2009年秋季学期结束后，我乘飞机去波士顿看望上学期结识的朋友查克，和他一块儿开车去康科德市，拜访我心中的圣地——瓦尔登湖。我的偶像梭罗曾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隐居、写作。
出了康科德市，只要走1英里就能来到瓦尔登湖畔。一个半世纪以前，梭罗就在这儿隐居。如今，瓦尔登湖已经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咖啡厅、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商贩们穿着复古的服装走来走去，好像是在为某项神圣的事业效劳。许多店家都打着梭罗的招牌，墙面上挂满了梭罗的肖像，肖像上的梭罗留着标志性的络腮胡。除此之外，店里的海报上、T恤上，甚至纽扣上都印着梭罗的头像。（我真想全买下来做纪念！）
瓦尔登大街上停满了汽车，百年前，这条街上除了脚步声只有“嗒嗒嗒”的马蹄声，街边不是停着马车，就是拴着马匹。而今天，在一个个十字路口，汽车划过一滩积水飞驰而过，红灯亮时，一辆SUV咆哮着缓缓停下，引擎轰鸣着，司机在驾驶座上等待绿灯。
瓦尔登湖畔绕着一条人行道，天气好的时候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朝圣者”，但今天户外的温度和冰箱的冷冻室差不多，许多人取消了出行计划，留在暖和的家中，人行道空荡荡的，倒是方便了我和查克。
瓦尔登湖的面积仅有61英亩，和普通的池塘差不多大。不过，瓦尔登湖的真容却比我想象中大多了。今天，湖的边缘结了一层半透明的薄冰，一小群鸭子慌慌张张地从冰冻的湖边游到湖中央。我们的靴子踏在铁锈色的落叶上，发出“咔哧咔哧”的声响，扰得鸭子焦躁不安。湖边的森林里长着许多修长的松树，浓密的松针尖尖地直冲天际，给苍白的天空平添了一抹亮色。
心情不好的人看到眼前的景色可能会更加抑郁，但我沿着湖边散步时却难掩激动，暗暗期待发现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下一个转角我们会遇上梭罗午后漫步的游魂，他会静静地向我们点头致意，轻缓的脚步却不曾停下。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瓦尔登湖紧挨着城镇，不仅如此，狂热的人类文化也随处可见：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的一列火车就轰隆隆地经过这儿，飞机呼啸着从上空飞过，森林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车来车往的嗡嗡声。在梭罗生活的19世纪40年代，瓦尔登湖肯定没有这么喧嚣、热闹，但他显然也没有与世隔绝。
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原来梭罗当年并没有彻底隐居，他的小木屋也没有建在森林深处，梭罗就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能看见他。表面上看，梭罗搭建湖畔小屋是为了自己，但我今天忽然发现，原来这场生活试验绝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每一个人。
这些年来，我都在为自己生活：还债、冒险、读研、打工攒钱，但我现在最渴望的既不是冒险，也不是生活试验和金钱，我渴望的只有一个——我想在别人的生活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过去的一年，我在厢式车上离群索居，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拥有一段荒唐离奇的经历以便往后好向朋友们炫耀？阿拉斯加的生活、车居试验都让我体悟了一些生活智慧，要是把它们憋在肚子里，谁也不告诉，似乎太浪费了。在树林里盖一座小木屋，一辈子隐居起来，当然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我并不满足于此。禁欲主义者和隐士有相似之处，他们穿着朴素的手织衣物，或许也住在林边小屋里，但他们与独善其身的隐士不同，依然生活在文明的社会之中，扛起了一个重要的责任——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与体悟。我以梭罗为精神导师，决心把课堂作业发表在《沙龙网络杂志》上，将我保守了近一年的秘密公之于众。正巧我的课任教授认识这本杂志的一位编辑，发表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86个人在“脸书”上加我为好友，我还收到了100多条留言和电子邮件，有几家媒体打电话说想要采访我。车居的故事在网上疯狂转载，我也体会到了一夜成名的滋味，居然还得到了一些人的爱慕。一位仰慕者在电子邮件中对我说：“你的照片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想对你说，每次看到你的脸，我的心就怦怦直跳。”这位仰慕者其实是位男士。事实上，我收到的求爱信清一色地来自男同性恋者，这令我大感意外，摸不着头脑，但对他们的溢美之词还是衷心地表示感谢。有天，我照常走在第九大道上，一位女士兴高采烈地从车窗探出头，冲我喊：“嘿，厢车男！”水牛城、罗利市的报纸头版都刊登了我的专访，但福克斯新闻网联系我的时候，我让他们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娱乐新闻节目《内幕消息》（90％的节目时间都在大谈“老虎”伍兹的花边消息）播了关于我的第一集报道，我看了之后便回绝了后续访谈的邀约，尽管他们还开出了一个不错的价码。
我不禁感到疑惑：这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必要如此大惊小怪吗？住在车上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世界上有几亿、十几亿人住的地方比我的厢式车更小、更臭、更脏。而且，人类历史上有一大半时间住在兽皮搭建的帐篷里，住在土屋里，或是冰冷的洞穴中。我住的地方至少有严实、牢固的金属屋顶，屋里有床铺，有发动机和四个轮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甚至还有一台电视！后来，我从读者的留言中发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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