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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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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我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儿，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刘仁静怅然无语，没有落座便走了。刘仁静想回到托派中去的努力失败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原托派分子，后投靠军统头目戴笠，时任国民党第１０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５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的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到上海后，重新加入了托派临委，当时的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后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等。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主张“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要“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则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 ‘国共合作，不仅是 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 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坐而论道。
①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并将从上海方面寄过来的意见，“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①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抗战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陈独秀的“忠实学生和同志”郑超麟出狱，见到陈独秀后，两人都很伤感。郑超麟问陈独秀去不去上海，陈摇摇头说：
“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陈还将自己写的“抗战纲领”给郑看，郑表示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的共同抗日的主张。郑超麟见话不投机，只在陈独秀处 （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就走了，陈独秀送了很长一段路程，从此二人再没有见过面。 ②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 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页。
②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未刊稿。
陈独秀到武汉后，给住在家乡安庆的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无念我耶？……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以后，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一对狱中难友重逢，两人都十分高兴。交谈中不免又提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托派临委于１０月初就罗汉在南京、西安与中共接洽合作抗日时发来的信给濮德治看。濮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陈独秀说：“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批评陈其昌等人与彭述之一样，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策略则是非常错误的。”郑超麟则“走得更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唇不对马嘴”。对于彭述之和尹宽，陈独秀认为：“即使意见和我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并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①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刚出狱 （１１ 月２８日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也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三人谈论形势。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谈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刊物，但当即遭到陈的反对。他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②。
王文元、濮德治问陈独秀，什么是新方法、新途径？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 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办法、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民党而又不阿共产党政治流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③即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与拥有武装的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阵线。他企图在抗日阵营中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何之瑜整理汇刊）、第２３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王文元和濮德治都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确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赞同陈的“实干态度”：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因此，王文元与濮德治都同意留下来，与陈独秀走一段“新途径”的尝试。首先是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当时，陈独秀
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之拉上了关系。何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１２０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了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提升为１７９师师长，因作战负伤，在汉口治疗。何基沣给陈独秀留下的印象很好，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骄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在与何的交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不力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治疗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与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士兵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但是，王文元、濮德治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
“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 ‘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治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基沣的湖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士兵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此时的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借他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积极与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共同目标的抗日联合战线，与正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此举又遭到王文元、濮德治的反对，他们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两人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出席由第三党、全救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组成的“四派联席会议”时，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携家属逃难到武汉，与陈独秀住在 起，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联席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陈独秀又派濮德治去河南大学请罗章龙，亲自写信给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而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罗章龙曾与何孟雄等人发起“调和运动”，反对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与陈独秀也可算得上是知行之交。
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 （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登载在报纸上。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陈独秀的行动，引起了上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经过讨论，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所谓 《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 ，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 ‘超党’的，即 ‘超阶级’的立场”。“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接着，又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提纲”还认为陈独秀“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 ‘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 引者注）表示让步……”最后还说，陈独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 ‘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就这样，双方的关系因此而“决裂”了。
①犀照，《活的少数派要在依附死的陈独秀》，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 页。
③《保卫马克思主义》 （托派油印小册子）卷 １ 第７页。
其实， １９３８ 年 ３月陈独秀发表的那个所谓“脱离托派的声明”，只是他自己企图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的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也相应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５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当陈独秀要派人到何基沣部去做政治工作时，王文元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发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班工作人员。”而陈独秀则讨厌上海的那帮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
①王文元， 《双山回忆录》，第 ２４，２３９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 ２４，２３９页。
然而，陈独秀在武汉的努力，并未得到了什么结果。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３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当他们把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蒋介石免除师长职务，“着毋庸回任”。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至。陈独秀写信招高语罕来武汉，高语罕迟迟不来；派濮德治去郑州请罗章龙，罗表示婉言谢绝：“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托匪汉奸”事件的影响，使那些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陷”，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治、罗汉等人，也先后离他而去。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期望再展宏图的计划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常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陈独秀自己也不得不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声中，带着几多的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第八章 不觉辛苦乱离中
１
早在 １９３８年春，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之意。
他在２月１１日给何之瑜的信中说他“决计入川”，“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也拒绝了。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注）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王文元等人劝陈独秀去香港，以便脱离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予考虑，理由是：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身份了。”
①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
可见他所以选定入川，还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由于特汉奸”事件的影响，他被迫耽搁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６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 给的５００元钱。包惠僧从南京到武汉时，陶希圣拿出２００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几个同学凑的，陈独秀非常高兴，说：“是北大同学给我的，不好不收。６月１２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先将刚从安庆逃难来武汉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生的孙女长玮送到四川宜昌。当时谢氏已是７６岁高龄，因为两个孙子（延年、乔年）、孙女（筱秀）、儿媳（高晓岚）的死打击太重，悲伤过度，两眼都已经失明了。隔日，陈独秀给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１７号找史岳门，并说他准备明后天乘武汉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２９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达宜昌，因为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到了武汉，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他们转辗打听，在汉口吉庆街１６５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兄弟四人哥哥（孟吉）、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姐弟３０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陈独秀只得又写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等到陈独秀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直到７月 ２日，陈独秀才与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估计陈松年已到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因为当时下船换票十分麻烦。
陈独秀是有生之年第一次到四川去，而且是因为时局紧张才不得不走的。当船只从武汉溯江而上，沿途经过宜昌进入三峡。此时，他早没
有了当年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与喜悦心情，无暇欣赏三峡的美丽景色，更无诗兴大发的雅趣，只有对局势艰难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一路上，由于船上人多眼杂，他只能与包惠僧闲谈，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４６页。
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陈独秀的老朋友周钦岳和高语罕前往重庆码头迎接。陈松年一家早在十多天前已到达，找到当时已到重庆的安庆胡玉美公司的总经理胡子穆，将其安排住在绣壁街。陈独秀夫妇则由周钦岳暂 时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稳定下来后，陈独秀在 《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便特地为他设宴，接风洗尘。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四川吃辣菜，习惯吗？”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此时，张恨水４３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安庆接壤，也算是安徽同乡。在南京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们的不藏书于名山颇有同感。
一天，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沈尹默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从 １９０７年起，先后在杭州高等学校任教，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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