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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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累计花了二十多万，全部是靠借债得来的。现在人财两空，孩子的母亲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个孤独的男人还债。一个曾经美满的家庭，瞬间只剩下了孤独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亲最后一次化疗期间，几天内就先后有两个无钱继续治疗的病人，从父亲所在的住院部大楼上跳楼自杀。这就是“医疗产业化”给中国普通百姓带来的结果。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托词实在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二○○○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三，处于世界末流。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这种现状，就连一贯鼓吹市场化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都觉得，中国由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是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全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时，当地一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北京现在传染得很厉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你赶紧准备买些口罩吧。当时我看电视上全是人大会的消息，仍旧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样子，也就当作谣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传闻越来越多，连电视上也开始报导有关情况了。不过当时电视仍旧是说，要放心，控制住了，没有问题等等。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新闻的正确性了：早就说控制住了，可为什么从去年年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恐慌？

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例行疫情报告，一贯不怎么看电视的我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视机前面把疫情报告看完。一开始还觉得数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么一两个。到了四月十八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大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笑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顿时，全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全都脱销；人们只要一见到从疫区来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近。出于对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也上药店买了几十副口罩。当时口罩已经脱销，问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问到位于武汉亚贸广场附近的一个“春天大药房”时，里面回答说“有”，不过涨了价钱。但此时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即买了三十副“汉江医疗器材厂”生产的口罩。等到戴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是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层纱布，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纤维头。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时看到这个消息，最初竟然产生出一种欣慰，一种幸灾乐祸。这大概就是我在恶政、恶人的压迫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恶意吧。不过，当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医院，与那些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并向他们鞠躬致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酸楚，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沦丧、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国度里，多少年来，我终于再一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可以说是对中国“医疗产业化”恶政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竟然据此断言说，SARS是美国发明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二○○二年十一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照例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现在灾难好像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四、为恶政敲响丧钟

随着夏日的到来，“非典型肺炎”渐渐销声匿迹了。这次瘟疫的流行，使我产生了很多反思和联想。于是，我决定以我父亲看病的遭遇做线索，对“医疗产业化”这一恶政进行最严厉的讨伐。于是在构思了两个多月、奋笔疾书一个星期以后，一篇名为《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二万七千字的长文写成了。之后，我通过互联网将其昭示于世人面前。“医疗产业化”和部分医生医德的沦丧，早已是千夫所指、万民皆恨。我的文章一经贴出，就如同在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立即掀起阵阵巨浪，形成了人民群众对医疗产业化口诛笔伐的高潮。我的《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被一些网友改名为《当今中国最肮脏的产业》和《吃人的医院》等，被转贴于全球各大中文网站，并且被《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改革内参》刊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人民中早已蕴藏了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人擎起这杆旗帜登高一呼，就有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应声云集。

在写完《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之后，我又产生了写一篇反击教育产业化的《学院黑幕》，作为《医院黑幕》姊妹篇的念头。但是，由于我毕业之后已经有八年时间没有与学校打交道了，对目前学校的内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切身体会，因此我觉得没有办法写出像《医院黑幕》那样面面俱到的《学院黑幕》，而只能对教育产业化下学校收费迅速上涨这一外表现象做出分析。当我在互联网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立即有很多国内外朋友不辞辛苦地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资料。其中特别是一位叫“元明”的网友发过来的一篇名为《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该文的许多高水平、系统化观点几乎与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读起来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因此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弥补了我对教育问题理论上的空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元明网友发来的那篇《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是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萧雪慧老师所作。

恰在此时，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七月十四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当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为什么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常言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一个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教育产业化这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比　“医疗产业化”　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一直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耳闻目睹这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平静下来。我决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恶政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于是，又一篇名为《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的文章诞生了。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全文长达二万九千字，分为八个部分：当喜讯变成噩耗、当改革变成掠夺、当学费成为壁垒、当谎言嘲弄真理、当教育沦为产业、当政府逃避职责、当悲愤化为力量、当丧钟为你而鸣——连续八个“当”字，对应以丧钟轰鸣的声音。一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为了写这篇文章都要工作到凌晨。写文章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国际歌》，写到悲愤哀痛之处，我自己一边写，一边放声痛哭。我所渴望的，就是用真情唤起社会的良知，用我的文字为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我当时就坚信：我的呼吁决不会没有回响，我的眼泪决不会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果然，不出我所料，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的《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刚在一个官方论坛贴出，就立刻再次传遍了全世界。香港的凤凰卫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专门在节目中谈到了这八个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当”字。此后，虽然学校的高收费暂时还未得到扭转，但我相信从此再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于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谈“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概念，也相信离彻底埋葬这一恶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五、沙利度胺

从二○○三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季开始，父亲的病就愈发沉重了，感冒发烧不断。尤其令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化疗次数过多，父亲体内的浆细胞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化疗已经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浆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已经开始感觉到后背和两肋骨骼的剧烈疼痛。不过，父亲仍然是坚强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亲和我们一起到汉口江滩公园观看了四川自贡灯展。

父亲也自感来日无多，就跟母亲说让我姐姐一家来武汉，趁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最后团聚一下。国庆节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孙贝贝都来了。见到亲人，父亲很高兴，那几天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姐姐走了以后，父亲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疗以后，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还能自己行动，每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和我都要谈很久。那时临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亲一个人照料着父亲。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单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已经临近年底。回家那天父亲又在医院里化疗，我赶紧跑去照顾，发现父亲已经很难起床了。但父亲见了儿子，仍然相当高兴，凡是能起来的时候都和儿子一起抽一会儿烟，谈论着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儿子总是问父亲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儿子已经打算动笔为父亲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这次化疗效果不好。父亲回家以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每天起床都显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对比较轻的姿势，一点一点地挪动着站起来。父亲的脊背已经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站立时要拄着儿子为他买的拐杖，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才能勉强坐一会儿。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父母家里住着。每天吃完晚饭，儿子就依偎着父亲，跟父亲交谈很久，逗父亲开心。

二○○四年的春节比较早。父亲说自己可能是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想到儿子家里，再把姐姐一家接过来，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为了让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节，我从单位放假那天起连续做了四天的卫生，把家里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还跑到街上买了不少窗花、对联、年画，把家里布置得既温馨，又喜庆。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120急救车抬到儿子的家里，一来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过年之后，也来到武汉。小外孙贝贝是个活泼的孩子，每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的玩。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拄着拐杖，来到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地看着贝贝玩耍。那一些天，我的家里总是被一种快乐喜庆的氛围笼罩着。

其实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脊背和肋骨时时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马多或者贴芬太尼止痛。过年那几天除了有一天父亲强打起精神和我们坐着吃了一顿饭以后，其余时间都卧床由母亲喂着吃。由于见到亲人过于兴奋，父亲体力透支，姐姐他们走的那一天就因为喉咙发炎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我急忙找了一个可以上门治疗的医院，为父亲打了几天针才算治好了病。病愈后，有一天下午父亲跟我谈话时说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化疗已经不起作用，而且这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