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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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教场，但只派几个人来见王。若一旦有诈，他们就从外边跑了。王佯怒以示真诚：“你们都是我的新民，现在不入见，是不相信我。”并买通池的亲信，让他告诉池：“官意良厚，何不亲自去谢，也让卢珂无话可说。”池相信了，他说：“欲伸先屈，赣州伎俩，须自往观之。”

王派人将他们领到早已布置好的祥符宫，土匪们见物宇整洁、堂皇，喜出望外，王给他们青衣油靴，教他们演习礼乐，确实察看他们的意向。察觉到他们终是贪婪残忍的歹徒，难以教化。又听到百姓痛恨他们，且骂他这样做是“养寇贻害”“养虎贻患”。他才下定最后杀他们的决心。并派回卢珂等偷袭池寨。

池等请归。王说，从这里到　头八九日的路程，怎么也回去过不成年了。而且一回去还得来拜正节，白跑什么！王是还想尽最后的努力软化他们。他们做贼心虚，不敢久留，更不肯真投降，就又请求走。王说“大年节还没赏你们呢。”

拖到正月初二，王让人在祥符宫大摆宴席，晚上潜入甲士，让他们喝到天亮，把他们送上了西天。

王大伤其心，到了近中午时，还不吃早饭，心中悲痛，为自己不能感化他们而难耐烦恼，直到头痛大眩晕，呕吐一场。他显然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强调性体不动，还他一个心理的解释，就是首先是一种自救－－劳人苦命才向往皈依一种超验的绝对本体来超度自己。

其实，阳明早已做好了进剿三　的战斗准备，并写好了发兵的告示、《进剿　贼方略》、《刻期进剿牌》。这也许就叫做感情不能代替政策罢。而且这次是他亲自带兵直捣下　大巢。诸路兵均按王的部署，如期而至。

池的营寨既无首领、又无防备，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这么多官军，自然惊恐，但毕竟是老练的居多，他们有一千精锐，在龙子岭据陷伏击，挫败几轮进攻，终于寡不敌众。有八百多人奔聚九连山。

九连山四面险绝，只有一面可上。他们从上面滚大石头、木头，官军不敢靠近。阳明让官军穿上暴动部队人员的衣服，黄昏时，诈称也是失败而来的同伙。果然热情地将官军招呼上来，等到发觉不对，为时已晚，大军随之阑入。他们支持不住，退走溃出。下面能走的地方都是官军的伏击点，连杀带捉，很快就只有二百来人了，他们乞降。阳明当然愿意少杀，并很快作为新民把他们安置了。

正月还没过完，他便大功告成，这一带长年暴动不已的地方，被他用最低的成本平定了。他领导着文官和地方兵、乡勇完成了以往大部队完不成的任务，而且他还长久的解决了不再发生暴动的问题，给新民们土地，让这一带的人用广东的盐，省得受徽州盐商的盘剥，建立乡约、新的县城、社学等等。

用《明史》本传上的话说：“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稗小校，平十年巨寇，远近以为神。”他自以为活儿干完了，便于三月向朝廷递了情真意切的辞呈－－他像打工妹一样总惦着回家，他奶奶病危、他父亲也有病，他还想着继承徐爱的遗志，在阳明之麓修证圣道。

等到十月，圣旨才下：所辞不允。此前，六月份朝廷提他为右都御史，赏赐让他的儿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他立即上疏辞免，十二月下旨不允。但真正落到他儿子正宪头上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更为滑稽的是，他打完桶冈，湖南的大兵才到，他还得劳师辞谢；他已平定　头，广东还不知道呢。实践证明他反对三省会剿是正确的，兴大兵只能给百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而且那么多的官和军都会干些什么呢。

百姓心中有杆秤。

他班师回赣州，一路上，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卫所都给他立生祠。偏远的乡民，把阳明的画像列入祖堂，按节令礼拜。－－就这点来说，他真正的成功了。他希望活在人们的心中。但他真诚的说“未能千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这份愧是包含着几分欣悦的，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意思。

他更希望民众过上好日子，能够太平和谐的正常生活。武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所以他稍事修整之后，即重建乡约制度，让德行好的“老人”教化那些性情不稳定的青少年。以贯彻“内治”在先的原则。孔子曰：不教而诛，忍也。

至于他本人，毫无居功自得之意。他说，“微功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他知道，横征暴敛是民不聊生的原因，民不聊生是民变迭起的原因。他也的确向朝廷建议过几项减免租税的，但效果甚微。在庞大的帝国及其成法惯例面前，他这点微功，这个小官，简直是等若轻尘，太微不足道了。

第十回　功成自会

１．学用一体

给皇帝上了告捷书以后，阳明居然设酒犒劳跟着他的学生。这太反常了，学生都大为不解，问老师这是为什么？王说感谢你们呀。学生们更纳闷了，我们并没有帮助您做什么啊。

王说：“刚开始时，我登堂处理问题，尤其是有所赏罚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率性，生怕对不起你们，怕与我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那些事情，还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那些事，反省赏罚分明公正否，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随心，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帮助，不用事事都得用嘴说。”

阳明是真诚的一元人格，从心眼里要将学与政、思与事统一起来，　才肯把学生　当老师，当成他是否知行合一的监督者。这是真正醇儒的心地、大儒襟怀，真诚坦白。没有这份“诚”，便一切都无从谈起。　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只有都更严格要求自己而已。王还绝对说的是真心话。

打完仗，才只是恢复到正常情况，如何安置“新民”，并把他们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复杂，有的心怀反复之计，面从心异，假装惊恐，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对这种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们，又毁了别人。王在这方面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软硬两手都极地道。举乡约、办社学，大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这种善后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继续战备，杀企图再作乱者。他跟孔明一样，事无巨细，都认真对待，生怕有一丝纰漏从而前功尽弃。这种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还能从容讲学，诗文中的淡雅，也的确是发自本心的。不管多么忙乱，他都能一派从容。这有点像他的父亲。

王华，龙山公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无论人多人少，对大对小，都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都是一样的。自然，才本色；才从容；百务纷沓，应之沛然。他的熟人没见过他有难处之事。这自然也因他才识宏达，无所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素质好，操持坚的，屹不可动，再乱也乱不到他心里去。

阳明善于运用政策的法力。他让赣州多用纸张大肆印刷他的《告谕》，发给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予一道。乡村山落也家喻户晓。他认为乱生于风俗不美，风俗难以一下尽变，先易后难，先就其浅近易行的开导训悔：居丧不得用鼓乐、做佛事，将资财用于无用之地，等于从亲人身上敛了财物，然后把它们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医，不要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不得讲究财礼，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不得以送节等为名奢侈相尚。等等。谁若违反，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者十家同罪。

他还发布了许多正面的告谕，让大家孝敬亲长，守身奉法，讲信修义，息讼罢争。总之是为了作兴良善，改善民俗。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心学家以一体之仁不歧视商人是个事实，但若认为这是什么相当于新教伦理的新东西又夸大了它的含义。他有一道《禁约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借故敲诈商人。当时为筹集军晌，又不愿加重贫民负担，对商人实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税办法。他知道商人终岁离家，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相当不容易。而一些衙役们肆意敲剥客商，违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他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让地方官重新规定应抽、免抽的例则。

在他众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他爱实地访察，问百姓对某事某官的看法，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这回是访得赣县退休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不肯贪污，所以老了退休后，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们还都笑话他。这让阳明大为愤慨：“夫贪污者乘肥马衣轻裘，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遂马上下令给他钱粮若干，并以此为例“广而告之”，“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

２．大学之道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勘乱要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

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内容上的一致相承之处更不用多说。《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也因其篇幅简短，是儒学的纲领和宣言，是私塾率先开讲最普及的教材。但阳明要从这部经典中“翻”出新路来，要改变朱子的阐释，以恢复古本的名义，瓦解朱子的霸权地位。一开始还是在讲学中、书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现在，他也要运用教材的力量来普及、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春风化雨了。　他以《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当时，他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的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

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

３．教典问世

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

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　、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论，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有机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

《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

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

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

若急着找顶帽子，自然是后起的更有辨别力的“标签”才有形容作用，那不妨说，阳明学酷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相当流行的生命哲学。但阳明既不太像柏格森，也不太像狄尔泰，倒很像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旧译倭铿＇，他认为，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人应该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决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统一，达到与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个体身上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该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如此才能拥有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9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万以序」。

用这段话做《传习录》的提要，是再恰切不过了。

４．良知破大贼

用王琼卖聪明的话说，派阳明去福建勘定兵乱是虚，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