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微信去地府-第2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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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提供视频，展示“工作人员在印度的药店里为您代购的全部过程”。在印度人拿货开药的同时，还会在每一段视频中展示一张写着代购者名字、品种和日期的凭证。

　　　　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

　　　　即使选择价格低廉的印度版易瑞沙，高风霞说自己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在潍坊的一个商场里，这个40岁的女人和丈夫守着一个3平方米的摊位，经营袜子和内衣等，“每个月收入最多三四千元”。

　　　　她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3年前被确诊为肺腺癌4期时，医生告诉她，“顶多能活三个月”。如今，她奇迹般地挺过了12次化疗。

　　　　而她的姐夫，一个家住农村的肺癌病人，因无力承担医药费而放弃了治疗，在家中靠止疼片维持，直至病故。

　　　　为了能有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高氏夫妇参加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保计划，每年缴纳7000元。因为自己治病，老伴那笔钱今年已经缴不起了。

　　　　让高风霞难以理解的是，像她这样的癌症病人，靶向药物明明是最后的救命药，为什么不能进入医保？

　　　　“医保的药吃了没用，有用的药又不进入医保。”王强也说。如今，他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父亲，在服用仿制易瑞沙外，还自费买点“护肝和护心的药物”。

　　　　“我国医保制度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导致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刘端琪告诉记者。他指出，对于有适用标准的中晚期癌症病人来说，只有相应的靶向药物有可能延长生命，没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3个城市把分子靶向药物纳入了医保范围。

　　　　如今，由于耐药性的问题，王强父亲又出现了咳嗽、胸口疼等症状。王强不得不给父亲试试另一种靶向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大陆并未上市，距离最近的购买渠道在宝岛，售价约为11000元人民币一盒。

　　　　他不得不再冒一次险，自己制药。“我也知道这违法，而且纯度肯定不够，但这对我是一个诱惑，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父亲的生命。”王强说。

　　　　最近，来自印度的“假药”销售在打击之下受到影响，以往可以搜索到的桃宝店铺，或是改头换面，或是干脆消失。这让说话爽朗的王强有些犹豫。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自己加工药物的名称，担心被曝光后购买渠道被严查。

　　　　“那样，我就真的只能看着父亲等死了。”王强说，“我爱我的父亲，比所有人都爱。”

　　　　很多年长的父母肯定还记得很久之前的看病，医生开几毛钱的药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的医生是真正的白衣天使。可以吃药打针的绝不会让病人挂水住院。

　　　　医疗改革，如何让一个好医生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医术用他的处方拉开收入差距，这是制定制度的时候需要反复考量，三思而行的。好的制度会让医生形成正确的思维，医术高明收入就高，倒逼所有医生在接待病人时就不会去想着多开药的事情。

　　　　譬如医生分级制度，从一级到九级，收入随着医术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一个正确的向上的台阶。

　　　　而药店，药品细化分级管理，政策扶持一些药厂生产老百姓必需的救命药，譬如糖尿病药物之类。

　　　　而抗癌药物，与其让癌症患者冒着赌博的危险代购，官方出面引进，合资岂不是更好？

　　　　医疗教育法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三道屏障和底线。

　　　　说到癌症治疗，最后说说中医治疗癌症。中医是用红升丹来治疗癌症的，属于以毒攻毒的方法，但中医式微，还是要找正规厂家或者真正的中医正确使用。

　　　　红升丹和白降丹都是中医治疗癌症药物，在医宗金鉴一书里有红升丹和白降丹的炼制及使用方法。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汉医丛书。医宗金鉴这个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

　　　　医宗金鉴被四库全书收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医宗金鉴有很高的评价。

　　　　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就被一再的翻刻重印。医宗金鉴全书共分90卷，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

　　　　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便于记诵，尤其切合临床实用。流传极为广泛。

VIP卷　第七百一十七章　幸福指标

　　　　除了gdp，另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各类“幸福”指标。

　　　　设立幸福指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直接地衡量福祉水平。自由和财富可能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后者才是最终目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询问受访者有多幸福，再比较各国人民的幸福度呢？然而即便这么做，也无法克服其他指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偏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否充分休息、受到尊敬、没有痛苦、时常思考——来让他们评估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度1，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伦理因素。

　　　　在调查中，以色列再次得到高分（位列第8位）。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色列压迫邻国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以色列人是否真能问心无愧地享受生活呢？

　　　　韩国在调查中的得分较低（仅排在第56位），但是其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韩国人勤奋工作，为了家庭成员牺牲了自己的福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得分更低，并列第81位，其原因也是类似的）。

　　　　韩国人没有选择更轻松惬意、更无忧无虑（即更为自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扣分吗？

　　　　加拿大和美国得分很高（分别排名第8位和第14位），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那么他们的得分还应该这么高吗？

　　　　又有多少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担心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与他们的消耗同等的高度，自然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呢？

　　　　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衡量的是主观幸福程度。该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完全没有将社会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列入指数体系。再次强调，“个人主义”的偏见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悖于道德。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正在不断探索更为综合的幸福指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受到佛教国家不丹启发而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不丹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并应用到不丹研究中，“在国民幸福指数中，幸福的定义不同于主流西方概念。幸福是多方面的——并不仅是主观幸福感，也不只是关注个人的幸福。

　　　　不丹首都廷布。一直以来，为保护不丹国内的天然风貌，避免外来不良风气的污染，不丹政府对旅游业采取封闭政策。

　　　　对幸福的追求是集体行为，尽管个人能够对幸福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国民幸福指数从9个方面衡量国民幸福：心理健康、时间利用、集体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持续力、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教育和良好治理。

　　　　尽管相比之前的各种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做得更好，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类福祉的社会和伦理层面，但是该指数并非毫无瑕疵。首先，国民幸福指数的覆盖面过于宽泛，难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测量工作。

　　　　正如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言，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数应该遵守“一个基本准则，即找到数量较少、能够操控的可量化的指标”。5另外，国民幸福指数和不丹的佛教传统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很难推广到其他国家：该指数甚至衡量了“一个人自我祷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思考‘业’、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频率”。

　　　　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指数没有考虑到有关人类福祉的所有关键的社会关系。它没有衡量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不丹本身因为驱逐境内10万非法居留的尼泊尔族人，并剥夺其不丹公民身份而受到了抨击。7此外，国民幸福指数也没有考虑家庭关系。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中，家庭是幸福和道德义务的源泉。因此，一个衡量人类繁荣兴旺的指数也应该将家庭关系纳入考量范畴。国民幸福指数倒是衡量了“根本的投票权”，但是投票权真的比幸福的家庭生活更为根本吗？

　　　　幸福星球指数（hpi）也衡量了幸福程度，并考虑到了社会和道德层面，同时为了适用于更多的文化背景，特意只选择了三个指标。

　　　　该指数“利用个人对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和生态足迹三方面的全球数据，旨在找到最能为居住者提供长期幸福生活、同时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国家”。8幸福星球指数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在此指数下，高收入国家不得不因其较大的生态足迹9（较多的资源消耗）而被减分。例如2012年报告中，美国在151个国家中仅位列第105名。

　　　　但是，幸福星球指数也存在其他幸福指数所共有的问题。由于该指数依赖的是主观评判的幸福程度，因此如果社会中充满了雄心勃勃（不满足于现状）、至少部分是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那么这个国家的得分就会降低：韩国再次排名较低，仅列第63名。

　　　　相比之下，被称为“微笑之都”的泰国则排名第20位，这部分要归功于该国在个人对生活满足度上的得分较高。10然而，若在针对个人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打分时将家庭关系考虑进去，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此外，幸福星球指数没有衡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美国的军事主义，但是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呢，我们还应该继续指责吗？

　　　　任何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数，都应该考虑社会为其人民提供和平环境的能力。

　　　　新加坡得分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人普遍对于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政府表现得不够好，民众很容易感到“不开心”因此，政府不称职的国家往往会在幸福指数的排名中取得较高得分，因为民众对于政府没有过高的期望。

　　　　个人对生活满意度是通过“盖洛普全球调查之生活阶梯问卷”（dderoflifequestioninthegallupworldpoll）来衡量的。问卷要求人们回答，在福祉之梯（台阶由低到高，幸福程度依次提高）上，自己处在哪一个台阶（neweicsfoundation，thehappypindex：2012replobalindexofsustainablewellbeing，2012，p。7。）。相比享受生活、对现状满意的人们，有雄心的人们选择的台阶通常较低。

　　　　还有一种更具争议（也更初始）的观点，即相比瑞典等相对平等的福利国家，美国的“硬性资本主义”允许更多的创新活动（暗示“软性资本主义”的国家搭了美国的便车，因为创新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推动）

VIP卷　第七百一十八章　丽春院

　　　　一

　　　　金庸里，有一家丽春院，开在扬州。

　　　　这种老牌院子，规模很大，从业人员很多。但是服务呢？那就呵呵了，所有看过鹿鼎记的人都知道，丽春院的服务不好。

　　　　给客人买的粽子，说不定就被韦小宝偷吃过米粒；桌上的火腿片，一不留神会被小姐顺走。

　　　　更要命的是，这里的姑娘房间脏乱差，态度不好，不但挑客，还多年不磨练提高服务水平。

　　　　比如韦春芳，“小调唱来唱去总是那么几支”，不是“相思五更调”，就是“一根紫竹直苗苗”，十多年都没想过学两首新的。

　　　　服务不好也罢了，还特别碎嘴，一边炕上工作，一边还和你聊国际局势，乱讲各种吴三桂和康熙抢陈圆圆之类的八卦谣言。

　　　　这样的技工，却居然也能在丽春院混日子，一年又一年接客。

　　　　去丽春院消费，哪里是消遣，简直是受气啊。

　　　　二

　　　　可问题是，你还不能不去。因为逛窑子是刚需。

　　　　你嫌人家服务不好，自己开一个好的行不行？绝对不行。一直以来，知府吴之荣大人钦定了，只给发四家牌照：丽春院、怡情院、柔情院、问菊院。

　　　　为什么牌照只发这么少的几张？吴大人说，那是为了严格准入，保证服务质量呀。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结果就是，你不去丽春院，就只能去怡情院；不去柔情院，就只能问菊院。

　　　　有牌照的才能叫窑子，没有牌照的只能叫黑砖窑，立刻就要捣毁。韦春芳的服务再差，被窝再臭，你也只能钻进去忍受。

　　　　年复一年，大家都习惯韦春芳的服务水平了，忽然间世道图变，一个叫“武林新思维”的东西兴起来了，新式窑子遍地开花，有场地、有姑娘的都可以开院子接客。

　　　　大家都嗨了，终于可以不用去丽春院了，个个都去尝试新式窑子，爽得扶着墙出来，下次还要去。

　　　　三

　　　　韦春芳怒了：“这是不给老娘活路！”

　　　　她不怪自己活儿糙，怪人家技术太好，抢了她饭碗。

　　　　丽春院、怡情院、柔情院、问菊院也都不干了，这样下去还了得，都跑到吴之荣知府那里砰砰磕头，乱嚷：

　　　　“大人，你牌照那么贵，说好是保护费，现在屁用都不顶了，新窑子遍地都是，你听，满城都是炮声啊。韦春芳已经三个月接不到客，连最好骗的火车站的外地人都不来玩了，呜呜呜”

　　　　吴之荣大人一捋袖子：反了！反了！当我不存在吗。

　　　　很快，府衙出台了一份新开窑子细则，规定及大条：

　　　　必须本地人才能开院子、当姑娘。

　　　　必须本地人才能学习******相思五更调一根紫竹直苗苗等表演歌曲。

　　　　从业姑娘罩杯不得低于34d，腰围不得粗于2尺2，脚不得大于36码。

　　　　姑娘不得有鸡胸、扁平足、高低肩；不得有龋齿、牙周炎、牙龈炎

　　　　阳台上，吴知府深情地看着丽春院，喃喃说：“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四

　　　　细则一发布，全城轰动。

　　　　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踊跃支持。

　　　　丽春院老板张三宝说，坚决拥护这个细则。有了它，窑子行业准入更严格了，有利于保证服务质量，让广大客官玩得更安全、嗨得更开心！

　　　　他还表示，丽春院作为老字号传统窑子，一定带头改善服务，以后三小时的套餐最多缩水一小时，偷了客官的钱包一定送还身份证，并将努力减少用胖大妈临场偷偷替换小姐的投诉事件发生。

　　　　丽春院的从业人员代表——韦春芳女士也出来发言：

　　　　“说我们挑客、拒载、脏乱差，那都是污蔑。

　　　　“我要是挑客，怎么生出来的韦小宝，韦小宝怎么会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呢？我举双手支持细则。以后客人来了，我不给他们唱******了，改为念细则、学细则，客人一定欢迎！”

　　　　本地居民何大妈也说，细则就是好！外地人跑来就业的少多了！

　　　　她说，前一阵外地小姐纷纷涌来就业，自己的闺女作为本地人，却在丽春院里坐冷板凳，生意冷清，五块钱摸一把送一把都没人要。老两口心疼闺女，整天以泪洗面。特别是听到小外孙天真地问：“妈妈，怎么还没有叔叔找你玩呀？”更是心如刀割。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个细则，黑窑子被打击了，我闺女的业务有保障了！笑容呀，又重新回到了小外孙的脸上！”

VIP卷　第七百一十九章　退藏

　　　　常见报刊上或会议上介绍某人时，或在名片上印头衔时称：享受******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　广告）

　　　　这个“津贴“施行于20多年前，那时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于是为一部分精英人才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

　　　　不想这倒使一些人用来做了终身夸耀的资本。动不动就“我享受******津贴“（类似提法还有“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之类）。

　　　　事情虽小，却关乎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

　　　　津贴是什么？就是生活补助。

　　　　正常情况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补助，如果真拿了别人或政府给的补助也会心怀忐忑，低调处事，加倍工作。

　　　　现在反过来了，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

　　　　此现象文科多于理科，而犹以书画界为最。

　　　　媒体也无知，跟着捧。

　　　　就像某一级首长，在单位吃小灶，出门坐小车，这本是一种生活、工作待遇。

　　　　如果每开会或印名片，都要称：享受小灶、小车者某，这成何体统，他还算个首长吗？

　　　　记得前些年，有大学教授写了一书稿，投之某出版社，数月无回音，便写信去催问。

　　　　内容只一句话：某日寄去某稿，不知下文如何。

　　　　下面的落款倒有20多个头衔，包括“享受津贴“，占了大半页纸。

　　　　那个编辑也有水平，先用大半页纸照抄了这20多个头衔，再呼某某先生，正文也只有一句话：“水平不够，恕不能用。“

　　　　想来这编辑回信的当时，内心一定荡起强烈的厌恶与轻蔑，他指的水平当不只是文稿的水平。

　　　　记得当年我在基层当记者，跑乡村学校。

　　　　那些最基层的乡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窘迫拮据。

　　　　县里重才，就特批给一些老教师每逢重大节日可享受二斤猪肉的供应。

　　　　但我从未听到过哪个教师自我介绍：享受猪肉二斤。

　　　　居里夫人是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但她从不拿这个奖说事，还把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踢着玩。

　　　　无论大的还是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事还是学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脚踏实地，不欺世盗名。

　　　　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

　　　　精英者，思想之精，品德之英，然后又学有所专，能沉下心来做事情，做学问，为社会之脊梁，公民之师范。

　　　　区区津贴，念念不忘，也要挪做虚名，非知识精英之所为。

　　　　国要强，先强国民；国民要强，先强精英；精英尚如此，泡沫何其多，国事实堪忧！

　　　　我担心，如果有人出国去也印一张“享受“字头的名片，一是外国人看不懂，二是真看懂了就更糟，要大丢人格。

　　　　我们常批评世风浮躁，怨青年人不成熟，文艺圈太浮浅，干部少学识等等。

　　　　殊不知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

　　　　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名利，实值深长思之。

　　　　或问：怎么评价华夏的教育现状，你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答曰：教育现状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华夏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哥”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名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名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或问：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答曰：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义，现在看来有很多虚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很多矛盾尚未呈现。那时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尤其是大学里最好的教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这些人的素质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国时养成的，然后留在共和国教小学、中学、大学。他们比现在的老师爱教育，更无私，更单纯。

　　　　学生不用说了，像今天这种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完全机械化的考试，那时候没有。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点。以蒋南翔为例，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大家怀念他，因为在他治校期间，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比，要宽松得多。他其实是党派去的，但毕竟还是一个民国青年，他的学术人格，他的行政作风，跟今天的大学校长比，还是要好得多。

　　　　或问：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答曰：华夏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名党的